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趋势

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趋势石秀光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政治和文化的有机融合。就当代中国而言，廉政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机关在廉洁从政方面所建构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制度体系的标志，反映了廉政建设的变化、发展和进步状态。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新阶段的一种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展廉政文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须臾离不开廉政文化营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需要以廉政文化为支撑和动力。因此，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不失时机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受到党的各级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视。历史进入今天，深入研究和创建廉政文化，无疑将会更好地推动科学的党风和廉政建设。一、廉政文化形成的历史源流廉政文化是在哲学指导下，由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交叉而生成的边缘学科。在我国古代，廉政是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传统的伦理学有诸多课目：礼、仁、忠、义、孝等，其中“廉”这一道德修养极受褒扬。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绝大部分史学家、伦理学家都主张把源头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它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辩”六件事，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称“六廉”。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同时，在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的标准，唐甄论治贪之道，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等；各个朝代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朱元璋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等；涌现了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这些事象的汇笼与集合，构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廉政文化体系。传统“官德”与廉政文化紧密相关。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德治”的优秀文化传统，“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从政的座右铭。孔子更是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大凡开明盛世的统治者，都明白“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的道理，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历朝历代承继优良传统而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官德”规范。建设廉政，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保证，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中国廉政文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马列主义把廉政作为政治学来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廉价政府作了系统的论述。恩格斯则在为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１８９１年单行本导言中，论述了贪污腐化及其对官吏的监督。列宁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列主义，同时又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使中国的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党的优良传统是我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盏油灯，四壁黄土，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断言：这种清廉节约的作风一定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斯诺的预言没有错，13年后蒋介石政权行将灭亡之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清廉，以清廉换得的民心。”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古代优秀的廉政文化一脉相承，一气相通，是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时代体现。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恪尽职守、刚正不阿，才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才能公开、公平、公正；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减少挥霍浪费，才能抑制巧取豪夺，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不管何种岁月，如果离开艰苦奋斗，追求享乐，何以谈廉洁奉公、清廉守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和利益，不图索任何金钱物质，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具有政治性，不是古人的“见理明而妄取”，更不是“尚名节而不苟取，畏法律而不敢取”，而是在共产主义信念指导下的廉洁，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表现，比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廉政都纯正、崇高、伟大!二、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一，廉政文化具有先进性。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廉政文化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整体一样，具有“先进性”，烙印着崭新的时代特征。它决不是具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清官文化”的翻版。它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的廉政文化；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廉政文化；它是承继和光大革命传统的廉政文化；它是扬弃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廉政文化；它是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的廉政文化；它是向全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开放的廉政文化；它是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廉政文化；它是为适应当前和今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新实际、新需要、新任务服务的廉政文化。唯有如此，才能把握廉政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二，廉政文化具有主题性。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主题内容，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这决定了廉政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既是丰富的，更是特定的，不能任意扩大其内涵和处延，切忌泛化，不能把廉政文化搞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我们说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主题的，但并不否定其具有一定的伸展性。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反腐倡廉工作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子系统密切相关，他们之间存有一些交叉地带和模糊地带，具有许多多边和双边话题。因此，廉政文化大致包括“廉政的文化”和“与廉政有关的文化”两部分。如在我国，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密不可分，因此以文化载体倡扬优良党风的内容都可归入廉政文化的范畴。总之，廉政文化建设既不能脱离主题，又不能局限于主题。第三，廉政文化具有文化性。廉政文化是廉政特殊性与文化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是廉政内容与文化形式的完美结合。廉政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现形式是文化，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也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文化建设的形式、载体、阵地丰富多彩，廉政文化建设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上演特色独具的人间活剧。众所周知，文化具有渗透性特点，廉政文化建设必须适应这一特点，在方式方法上注意减少说教性和简单化，注重人性化，增强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做到润物细无声，寓教于文，寓教于理，寓教于乐，寓教于一切有益的文化活动中；以德感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活引人。第四，廉政文化具有针对性。廉政文化建设紧抓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突出重点，增强针对性，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党政干部。他们是廉政文化“化”的重点和关键，他们以身作则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是巨大的；他们也是抓廉政文化建设的责任主体，他们亲自抓、坚持抓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因此，要正确处理“立足”与“面向”的关系，将两者统一起来。立足于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永恒主题，忽视这一重点，就是舍本求末。同时要不断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教育面、影响面，使之真正面向全党全社会，使廉政文化走向家庭、走向社区、走向学校、走向企业、走向农村、走向全社会，夯实反腐倡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第五，廉政文化具有实践性。理论来源于实践，目的也是为了指导实践。廉政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行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廉政文化的实践性决定了此项建设必须坚持：（1）知行合一，贵在实践。理论探索很重要，但要注重切实可行，真正有用、好用、管用。（2）言行合一，贵在示范。真正用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来修身正己，改造主观世界，躬身实践，其中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切忌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3）积极尝试，及时总结。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新生事物可谓“初露尖角”，经验还谈不上十分丰富，因此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及时总结，逐步提高。（4）求真务实，重在实效。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办实事，用实功，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三、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廉政文化建设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其实质，就是在文化层面上面临的诸多挑战。作为一种文化，廉政文化在文化层面上一直面临着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变异现象、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负面阴影等严重的影响和障碍。主要表现为：障碍之一：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积淀是滋生腐败的深层因素。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我们国家独特的历史传统，其中历史文化的因素绝不能低估。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与过去的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文化的演变是复杂的、漫长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往往会滞后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现实就是过去历史的延续。不管是否意识到，传统文化总是在影响并“塑造”着我们，始终是我们人本身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并存。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这里的封建主义残余实质上指的就是封建的政治文化。封建的政治文化时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作用，不同程度地导致了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当前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一是“家长制”。两千多年沉淀下来的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权力不受限制，什么“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一切免谈。二是“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就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地表现着，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一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屡屡出现；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三是“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此外还有个人崇拜、终身制、等级制、宗族观念、特权观念等，无不残留着历史的影子。因此，领导者个人的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了其思想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任人唯贤”变成了“任人唯亲”。障碍之二：中外文化碰撞中的文化变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个性价值的保护，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开放的步伐也随之进入而备受欢迎。于是，中国传统小农的狭隘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一些人的思想中就变异出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诸如攀比超前消费，奢侈浪费。在其影响下，一些干部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