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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情结【内容摘要】金庸武侠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但完全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金庸武侠小说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通俗而不媚俗。他的小说透过对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地写出了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文化传统及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本文将国传统文化为切八点．选取其经典作品，从中分析文本所体现出的缔结在盒庸心头的英雄、身世、情爱等传统文化情结。【关键词】武侠传统文化情结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一种小说样式，因为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内容，契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所以一直以来受到读者的喜爱。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突破了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创作了大量文质兼美的“新武侠小说”，为武侠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金庸就是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武侠小说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且，金庸小说读者的文化跨度也很大，有工人、农民，有学生、干部，也有大学教授，还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这些现象构成了当代文坛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金庸热”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社会文化的宝贵材料和重要资源。那么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受到当代读者的普遍欢迎，它又反映了怎样的传统文化？一、金庸笔下英雄形象“侠”是汉时的游侠发展而来的，后来“侠”虽然消失了，但“侠”的形象却在文化与文学中保留了下来，并且被不断地丰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不断融合，“侠”的形象日益脱离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为一种抽象的精神、气质及行为方式，并且最终积淀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文化“原型”。“侠”，之所以受到国人欢迎，并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原型”，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需求。首先，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侠”的被欢迎，无疑与中国漫长的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封建社会有关，与噩梦般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离乱史有关，与由此形成的渴望被救助的民族心理有关。正如今人江子厚所说：“世何以重侠游?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乃归之侠也.侠者以其抑强扶弱之风，倾动天下。”○1《七剑十三侠》第一回称贪官污吏、恶势土豪、假仁假义等三种人为“王法治他不得”的“极恶之人气“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仙之流去收拾他。”可见，祈求侠客自掌正义，匡正扶弱，是武侠小说受到普遍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侠客形象反映了国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也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儒文化所塑造的文弱的体质、内向的性格这样一种人格模式的一种逆反心理.”○2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2结构使人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土地和家园有强烈的依恋、依赖心理。安土重迁，务实求安是农耕文化培养的民族性格。而“侠”的生活方式是流浪与漂泊，他们的一生是在行走中度过的，他们的伟大事迹也是在行走中诞生的，这是对亚细亚生活方式的挑战与解构，满足了人民对流浪与漂泊的想象和渴望.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模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崇尚礼治、重视人伦道德的基本特点。“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三纲五常”，制度严密，中国人在这一范围内谨小慎微，逐渐地迷失了自我。相反，历史上的侠客充满了叛逆精神，他们“以武犯禁”，敢打敢杀，敢怒敢言，抛弃各种清规戒律，执掌自己的命运，这对于长期以来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无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满足了他们潜意识中的反抗现实的欲望。当表现侠客的任务从史家转移到小说家时，侠客形象的主观色彩大大加强了。每一代小说家都依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调整“侠”的观念，改变“侠”的形象。历史上的游侠是为“仗义”而行侠，他们不惜生死，赴士之厄困，锄强扶弱，扶危济困。而唐代豪侠小说中的侠客，如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是为“报恩”而行侠，侠客从出于公心，替天行道，一变而为为人谋事，不辨是非，精神境界大不如前。清代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侠客为官府甚至皇上所用，从“以武犯禁”变成“为王前驱”，可以说是对游侠精神的叛逆。民国武侠小说虽然摆脱了侠义公案小说的模式，但是，侠客们为了江湖恩怨、门派之争，打打杀杀，血染江湖，严重背离了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游侠精神，武侠小说成了纯粹的打斗文学，暴力文学。可见，在侠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侠”的精神风貌不断地发生质变，逐渐背离了“侠”的本来面目，沾染了许多消极、落后的文化因素。“侠”的形象塑造，“侠”的精神阐释，是侠文学创作的根本与关键。所以，20世纪的武侠小说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于是，武侠大家金庸应运而生了。毋庸质疑，作为新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对侠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满怀创作激情和理想精神，重塑了“侠”的理想人格，重构了“侠”的文化精神，为当代中国人重新找回了失去的“侠”。1侠之大者英雄形象。这一类英雄人物都是时代的侠义之士，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他们的人格力量之强健、道德精神之伟大，令人仰慕不已，然而其却因为太完美而不真实，没有人情味。如《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他是金庸小说正派人物中刻哂得最完美的一个形象，是英雄中的英雄。他身怀卓绝武功，具有崇高威望，但由于是契丹人的缘故，一步步身不由已地卷进了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乔峰显现了性格中的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最终他以死换来了宋辽两方的和平，控诉了不义的战争。再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此人民族意识极强，夺取满人江山、恢复汉家江山是他的目标和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相当浓厚。为了完成大业，他割舍了自己的感情、爱情，将自己深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却最终酿成悲剧。而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着力塑造的郭靖，也是一名义气冲天的大侠，他有着种种为人称道的侠义事迹，尤其是对“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践履，使他超越了“锄强扶弱”的传统侠客模式。严家炎先生说：“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的确，乔峰、陈家洛以及郭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置身于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背景下，面临的是民族冲突、国家兴亡，3但他们往往体现出自觉的爱国热诚与对受苦大众的悲悯情怀，具有一种勇于为国家为民众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这种类型的大侠是是最为让人赞美的，也是最为受人欢迎的。就是这样的大英雄，他们高尚无比，但终究有那么一点遗憾存在，读来心凉。人不是完美的，总有那么一点软弱的性格存在，一个太完美的人会因其太完美而显得不完美。2．至情至性、不拘凡俗的英雄形象。从乔峤、陈家洛、郭靖到《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金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经历了一种本质的变化。如果说郭靖以前的侠士形象多是正而不邪，那么杨过以后的主人公，则多半是亦正亦邪。少年杨过给人的第一印象，几乎是一种邪气逼人的形象：形似乞丐无赖，言语粗陋污秽，行为放荡不羁，说话做事爱占便宜，及拜恶人欧阳锋为父，学逆运九阴的邪派武功，等等，这些显然都不是正人君子的品质。金庸在对杨过形象的塑造上，与郭靖相比，杨过明显的有些“旁门左道”的味道，然而杨过的形象却更真实，更有人情味，表现出更多的、更充分的人性内容。再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其性格核心是：崇尚自由人格，追求个性发挥的人生价值，厌恶政治上的争权夺势。他出自华山门下，尽管对华山派和师父岳不群一家感情很深，但他最终却反对岳不群作五岳掌门，进而发展到有了独霸武林的野心。在涉及立身原则的大问题上，他不卑不亢，毫不含糊。在对险恶的江湖环境的周旋中，内心情感与意念上时常有着激烈的冲突。但他却能放任自己，潇洒不羁。因此，令狐冲这个形象的理想性又更进了一步。3．虽沾染了小人习气，但又聪慧讲义气的英雄形象。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和金庸以往的武侠小说相比，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的主角韦小宝是一个反英雄式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差不多能够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韦小宝生于妓院，混迹宫廷，没有多少武功，但在江湖上，他却能得到天地会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的信任，在朝廷上他又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并能身居高位。他的这一套趋炎附势的功夫，无论是在市井还是在朝廷都一样行得通。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乔峰只能选择死亡，而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韦小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文学尤其如此。因此，金庸也把“讲义气”这一美德赋予给了韦小宝，作者用这个不是英雄的英雄形象，揭示了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也包括他对理想人格的另一种理解：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只有首先适应了盛行小人之术的社会现实，并能充分理解小人之学的精髓，且能在如此现实中生存下来的成功者，才是现实意义上的“英雄”。金庸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在不断创新中走向多样化，其模式可以概括为“侠气渐消，邪气渐涨”。正如本文所论述的三种英雄形象，由正气凛然的陈家洛、郭靖、乔峰到亦正亦邪的杨过和令狐冲，最后到与痞子无异的韦小宝，金庸小说之所以越写越“邪气”，那是因为他渐悟了“人无完人”的道理，他所遗弃的是侠义完人的神化公式，而追求的是人性及其现实人生的独特艺术表现，这正是金庸小说成功的一个标志。二、身世情结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血缘关系了，在古代，血缘就是根，根就是命，而身世就是命运，这种传统已成为民族文化潜在的内容。4中国人有永远不变的寻根心态，因此金庸的许多小说中都设置了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江湖之行使他陷入了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了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原来并不是身名显赫的大理镇南王段正淳，而是时下“四大恶人”的大哥段延庆。这样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晶江湖歹徒，由此看来，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父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极，一切原来皆由身世而起。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得上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抗争。真正的大英雄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在他个人不懈的努力与追求下，表现出更多的主体抗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式的英雄，对身世的追求把自己逼到了毁灭的边缘，尽管乔峰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的出身，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的后代——是一个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情转换为仇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直到身世之谜揭开后，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至于那位从小就出家少林的呆和尚“虚竹”，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然而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德高望众，相貌堂堂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做”的第二恶人“叶二娘”。有道高僧身犯淫戒，法理难容，叶二娘每日杀害人家婴儿，更是十恶不赦。虚竹原来与他结义的大哥、三弟同病相怜，又是一个出自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殉情，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便成了真正的孤儿。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总是处于身世之谜的控制与左右之中，而无力自拔。这种血缘关系与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不仅仅局限于一部《天龙八部》。“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以追溯到身世之谜。“郭靖”，“杨康”，“杨过”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主人公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了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