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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没有归所的作家，他没有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宗教，没有家庭的温暖、爱情的甜蜜，甚至在职业上他也是一个介于职员与作家之间的“边缘人”。他是欧洲文坛上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成就最高者。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漠不关心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保险公司的雇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中产阶级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工人；在职务上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是他连作家也不是，因为他把全部精力献给家庭；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最陌生的人还要陌生’。——【德】安得特斯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流传广泛、被谈论得极其频繁、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还在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一旦遭遇困境时，就会自然地想起卡夫卡，并意识到他作为一个预言者和先知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们所需要的书，必须能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自己死了最心爱的人还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书应该是我们冰冻的心海中的破冰斧”，卡夫卡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利斧，能让陷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自身欲罢不能的“结构性”困境（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被制度所“异化”等）。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获得布拉格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担任公司职员。他的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写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写东西是他解决心灵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的，引起文坛轰动，在西方掀起了一阵“卡夫卡热”。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三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城堡》（1922）和以《变形记》《判决》《饥饿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私人信件、日记。卡夫卡一般是和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等人一起被人们谈论的，他们都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发端于19世纪晚期，兴盛于20世纪前期，是西方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又一重要文学形态，多用变形、扭曲、实验性的手段来表达人类的现代性困境，分支流派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卡夫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的色调似乎总是灰色的，揭示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在世界的迷宫中找不到出路，只剩下迷惘、绝望以及屈从。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小说的特点：寓意深刻想象奇诡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卷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集中体现，并在欧洲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变形记》通过写小职员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表现现代社会把人变成奴隶乃至“非人”的“异化”现象。《城堡》写土地丈量员K在象征神秘权力或无形枷锁统治的城堡面前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看得到城堡却永远到不了城堡，只能坐以待毙。《审判》借银行职员约瑟夫·K莫明其妙被“捕”又莫明其妙被杀害的荒诞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司法制度腐败及其反人民的本质。《地洞》借小动物防备敌害的胆战心理，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时刻难以自保的精神状态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孤立绝望的情绪。卡夫卡本人对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兴趣，他曾经接触过《中国抒情诗》一类的读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有不少对中国的想像，如他有一篇小说名字叫“中国长城建造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也曾经出现过“卡夫卡热”。时至今日，卡夫卡仍然是在中国被谈论得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骑桶者《骑桶者》是卡夫卡的一个短小精美的短篇小说。《卡夫卡文集》中有大量这样的短小的叙事片段，它们应该都是卡夫卡随兴所至的产物，对于他来说，这些片段的产生反映了他彼时彼刻的感触和心境。小说写于1917年寒冷的一二月间，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情况：缺煤。默读全文，请用一句话概括小说主要内容。一个穷得买不起煤的人骑着煤桶飞着去向煤店老板借煤，结果他不但没有借到煤，反而被煤店老板娘用围裙扇到了冰山区域。默读第一段思考，“我”为什么要去赊煤？明确：自身的穷困潦倒：煤桶空了（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外界环境的冷酷：四周是挥之不去的冷酷，没有丝毫温暖强烈的求生欲：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迫切想要逃离寒冷。齐读第一段，感受一下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穷困潦倒，困苦不堪的处境。思考：“我”为什么以骑桶飞的方式赊煤？1）骑着桶去速度快。可见，我骑着去是为了早点赊到煤，快马加鞭，迫切想要逃离寒冷。2）骑着桶去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我真的已经一无所有，贫困潦倒。引起同情，获得施舍。3）骑着桶去表明我迫切想要赊到煤。4）他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飞快地撤走。“我”骑桶飞着去借煤的要求高吗？“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我”去向煤店老板借煤进入煤店了吗？找别人借东西为什么不进去呢？害怕失败，害怕与人交流“我”最终借到煤了吗？为什么没借到煤呢？没借到煤的责任在谁呢？煤店老板、老板娘的狠心？“我”借煤的方式有问题？“我”交流方式的不恰当？“我”自身的性格弱点？借煤失败的责任在谁呢？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但卡夫卡并没有谴责什么，他的小说不指向“阶级斗争”这样奋发有为的主题，而是暗含了一种内向的自省。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借煤者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板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借煤”看做是发生在作者想像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强调的不是煤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小说最后一句“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的叙述视角有变化吗？如果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小说最后一句视角的变化意味深长。小说的叙述人一直是“我”，都是从“我”的视角来写的，但在“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的这一刻，小说的视角其实已经从“我”转化为地上人的视角。“我”每天都可以见到自己，不会永远消失，只有从地面人的视角来看，“我”才会永远消失。这个“永远消失”有点像赌气的孩子，而这个视角的转移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我”彻底弃绝世界的暗示。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是个猥琐的小人物。他战战兢兢，自怨自艾，自卑胆小，惶恐不安，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世界全然无能为力,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幻想却又害怕与之交流,他渴望与人交流却有充满了恐惧。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他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而且他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并且借煤失败后，“我”彻底地弃绝了这个世界永远地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了开来。你怎样解读这篇小说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小人物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生存困境虚构与真实小说中哪些情节是虚构的，又有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在《骑桶者》这篇小说里，卡夫卡虚构了一个“骑着木桶飞翔”的形象。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飞翔本来是一件浪漫和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篇小说里，飞翔却成了让人心酸的举动，因为它的目的是去“借煤”。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谓的用“轻”来化解“重”的文本。缺煤、寒冷、乞求，这都是一些沉重的主题；“飞翔”则是一种很轻灵的举动。在这里，“轻”中和了“重”，让作品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而且让作品的层次丰富起来。作者为什么不让“我”拎着桶去借煤呢？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的作品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以及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这样的层面。作者为什么要让“我”骑桶而不是骑其他的什么东西飞着去赊煤？关于“骑桶”——骑马骑自行车骑扫帚骑牛骑板凳骑棒头骑桶——具有现实的基础用空桶，以示煤确实烧完了；桶就在身边，顺手；骑着空桶去，借到了煤正好可以装回来。关于“飞”——桶是木头的，里面是空的，很轻——具有可以“飞”的条件虚构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卡夫卡的《骑桶者》处理虚构的方式和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处理虚构的方式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骑桶者》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处理虚构的特点。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样，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种幻想的现实和结果，丝毫不需要铺垫。而《沙之书》则正好相反，那本“沙之书”的奇妙特性是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和博尔赫斯一样，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同样和博尔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总是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如对骑桶者细致的环境、心理、语言描写。卡夫卡的《骑桶者》处理虚构与真实的方式和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处理虚构与真实的方式一样吗？真实与虚构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性，卡夫卡的作品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于是，真实也就成为艺术的心灵的真实，虚构也就成为了艺术的虚构了。情节是虚构荒诞的，但是虚构背后“我”的内心世界是真实的，艺术虚构表现了心灵的真实，凸显人物形象和心理，揭示小人物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生存困境。真实与虚构虚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月是故乡明白发三千丈人比黄花瘦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