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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lonialTranslationTheory——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理论介绍代表人物理论意义和影响局限在中国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更确切地说,后殖民主义翻译就是第三世界要借此来“促使本族文化摆脱前宗族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本土文化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通过翻译促使殖民文化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与对话。异化（foreignization）韦努蒂使用的术语，指生成目标语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翻译类型。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旨在通过突显原文的异质性身份，保护其不受译入语文化的支配，从而对英语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质疑。混杂性（hybridity）巴巴成功地将“混杂性”这一术语引入了文化研究领域，并使之成为后殖民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混杂性是指由殖民化产生的接触区内新的跨文化形式。巴巴认为，异质文化间的碰撞是一种话语实践。巴巴试图通过混杂性策略颠覆殖民话语权威，从而揭示殖民化过程中被殖民文化与殖民权力互动中产生的种种矛盾现象。第三空间（thethirdspace）第三空间一般是指在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拒抗空间。巴巴认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混杂的新过渡空间。它一方面证实了殖民话语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被殖民者从边缘向中心的移动在殖民话语中间撕开裂缝。食人主义（cannibalism）：巴西的坎坡斯兄弟（HaraldodeCampos）关于食人翻译的研究是最具影响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之一。由于文化上依附于旧宗主国以及欧洲其他文化，巴西译界用“食人”这一隐喻主张吞噬欧洲文化，以摆脱欧洲意识，在文化上确立自我：殖民者连同他们的语言被吞噬了，而其生命力却使吞噬者增强了自身的精力和体魄。赛义德（EdwardSaid）：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1978年出版后殖民批评代表作Orentalism（《东方主义》），中指“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上的任何事物，象历史本身一样，都是人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对许多物体、地点或时代而言，人们赋予它的角色和意义，为什么只有在其被赋予之后才可能获得客观有效性”。赛义德在一系列后殖民理论中坚持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对于文化霸权的揭露。意识形态总是与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意识形态之所以为“颠倒意识”、“虚假意识”，根本原因在于特殊利益被当做普遍的痛惜加以辩护。无疑，西方作家在描绘涉及东方的文学文本中存在着民族阶级意识的偏见，从而揭示出东方主义话语背后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通过对东方主义者的批判和对文化霸权的解构，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强调文化多元化，从而使东西方形成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代表作：Orentalism(1978),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1983),CultureandImperialism(1993)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印度裔美国学者结合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性别、种族、阶级为分析代码，对殖民地的权力话语进行深入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进而对臣属文化重新命名。并提出了后殖民主义是如何聚焦翻译与殖民化之粘连的问题，即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斯皮瓦克特别关注翻译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大量的变形现象，她严厉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她们主张欧洲以外的女性主义文本都应译为强权者的语言“英语”，其结果是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的文本往往酷似一个台湾男性的文本。代表作：OfGrammatology(1976,trans.),InOtherWorlds:EssaysinCulturalPolitics(1988),OutsideintheTeachingMachine(1993)霍米·巴巴（HomiBhabha）：波斯裔美国学者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主张异质文化，特别是弱势文化，通过沟通与转化，渗入到对殖民者文化的复制中，解构其话语权威，从而使第三世界文化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代表作：TheLocationofCulture(1994)韦努蒂(LawrenceVenuti):通过分析17世纪以来英译作品普遍采取的归化译法而导致译者的隐身，号召采用异化译法，进行抵抗式翻译，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霸权和全球化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代表作：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1994),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1998)铁木志科(MariaTymczko)：通过分析翻译在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和爱尔兰的政治独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翻译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等密切相关，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斗争的重要武器。代表作：TranslationinaPostcolonialContext:EarlyIrishLiteratureinEnglishTranslation(1999)后殖民翻译研究将翻译纳入到国际政治文化的框架之中，注重分析蕴涵在翻译文本中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语境，探索翻译在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对传统翻译研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为新世纪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维空间。首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指导性，但是这些理论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文化或是具体的领域而形成的翻译理论，许多国家虽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殖民的影响，但殖民的程度各不相同。其次,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旨在揭露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翻译中形成的不平等的关系和秩序,旨在通过理论研究揭示这种权力差异并通过努力消解这种差异,进而达到各种翻译文化的平等共处。但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这种权力差异的过分强调容易使第三世界人们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敌视,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抵制情绪,进而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恋情结,阻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有益交流,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这便背离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初衷。最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强调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但是却忽视或是回避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其实,东西方文化间形成的权力差异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历史原因,也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传统都有紧密的关系。虽然有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或多或少的对其他的影响因素也做了论述,但还是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没有进行全面地论述。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顺应了“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的文化潮流，具有强烈的文化识和政治批判性，因而受到普遍关注。它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介绍到我国，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引起了深刻反响，它正好迎合了部分人的排外思想其强烈的批判色彩在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中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复仇情绪。其表现突出的是排斥西方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的“中国学派”。这种排外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异化的盲目追求。为了强调保持中文的特色与地位，主张在英译汉，汉译英的时候都要以异化为手段。但是这与翻译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既然要吸取别人的长处，或是要借助英语与世界交流，达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的，就应该努力向英语靠拢。各语言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跨文化交际中总会有主次之分，也不可能绝对平等。因此，只能抱一种心态，英译汉时应当归化才符合逻辑，而不是强迫别人介受自己的准则。这样是达不到交流的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