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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乐府诗中女性的形象特点及原因探析摘要：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乐府民歌可谓中国文学史上又一瑰宝。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丰富，性格多样，历来备受学者关注。本文以汉乐府民歌为基础，对其中展现出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并试图探寻造成其独特性格的深层社会原因。关键词：乐府女性形象原因文学作品一直被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作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女性一直都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自《诗经》始，古代诗歌中就不乏以女性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发展至两汉乐府诗，有关女性的作品，题材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那么汉代乐府诗中主要体现了当时女性的何种形象、性格，而造成这种形象、性格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下面我们将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一、有关乐府和乐府诗“乐府”一词，在古代主要有两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在西汉哀帝之前，乐府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在汉武帝时期，西汉乐府的功能得到了扩充和发展，《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也是在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得到了强化，除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至东汉，朝廷里管理音乐的机关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隶属于太常卿的太予乐署。一个是隶属于少府的黄门鼓吹署。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并得以保存。乐府另一个含义便是指乐府诗。两汉乐府诗便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既有高高在上的君王，也有贫寒交加的百姓，同时也有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参与其中。笔者从《乐府诗集》中，共找出十几篇关于女性的作品，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二、汉代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1、敢爱敢恨，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至今，世间哪个女子不向往“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汉代乐府中的不少女性对于爱情更是敢爱敢恨，展现出了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一提到汉代乐府中爱情诗的，《上邪》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短短35个字，热恋中的女子将对于爱情的誓言喷薄而出。诗的开头直率地表示了自己“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愿望，接着笔锋一转，从”与君绝”的角度落墨，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表示自己一定爱对方一直爱到世界末日，从根本上把“与君绝”的可能排除掉了。语言质朴、参差不齐、毫无修饰、深情奇想、令人惊心动魄。又如《有所思》中，女主角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个男子并精心地为其准备礼物，想一表相思之情。女子准备的礼物精致而珍贵：“双珠玳瑁簪”且“用玉绍缭之”。然而礼物还未送出，女子就“闻君有他心”，因此女主角果断地将礼物“拉杂摧烧之”并“当风扬其灰”，发誓“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由爱生恨，决绝彻底，即使是现代的女性也不一定具有如此的果断与决绝。2、不幸被弃，坚韧独立的女性古代妇女在家庭中没有地位，随时会有被休的可能，所以《大戴礼记》中提出“七出”之规约（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然仍不能保证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被休的妇女无依无靠，心理受到伤害，由此产生了“弃妇”这一特殊的女性团体。弃妇诗在我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中就有所表现，其中《诗经·卫风·氓》和《诗经·邶风·谷风》是著名的弃妇诗代表作。发展至乐府诗，弃妇诗的主要作品为《孔雀东南飞》和《上山采蘼芜》。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的《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也被称为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该诗主要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诗中的女主角刘兰芝，美丽（“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能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受过良好的教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并且与丈夫焦仲卿情深意重。可即使是这样优秀的女性，仍遭到婆婆的不满和指责，不被容于焦家，最后只能被休。但是在整个被休的过程中，刘兰芝仍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尊严。比如，在得知焦母要驱赶自己、另娶新人的意图之后，她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遣归，言辞之中不卑不亢；在离开焦家时，她也是盛装打扮，即使伤心也始终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形象；拜别姑舅，她的态度也十分从容，没有半点犹豫；直至最后殉情而死，她也不曾有一点迟疑。由此可以看出，刘兰芝这个女性形象既有隐忍的一面，但也不甘心做命运的玩偶，依然保留着强烈的自尊和抗争意识。而《上山采蘼芜》中的女子，尽管姿色不输新人（“颜色类相似”），且勤劳能干（“工织素”，每天“织素五丈余”），但依旧摆脱不了被丈夫遗弃的命运，在旧夫欢欢喜喜迎接“新人从门入”那天，她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从后门离去。虽然全诗只是被抛弃的女子与旧夫平静的对话，但是这平静背后隐藏的悲哀与心痛，更加凄凉。3、忠诚执着、勇于担当的思妇形象与弃妇诗一样，早在《诗经》中就有不少思妇诗，如《君子于役》、《周南·卷耳》等。乐府中的思妇诗大多也和《诗经》中类似，多是由于丈夫征战在外，夫妻两地分隔而造成。《饮马长城窟行》是两汉乐府中思妇诗的经典。“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河边春草青青，连绵不绝伸向远方，令女子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然而“远道不可思”，只好“夙昔梦见之。”女子在梦里与丈夫相见，醒来后却发现一切美好不过是一场梦，残酷的现实与甜美的梦境之间的差距给她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好不容易有客人从远方来到，送来装有绢帛书信的鲤鱼形状的木盒。呼唤童仆打开木盒，其中有尺把长的用素帛写的信。“长跪读素书”，信的内容不过是“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偏偏没有提到思妇最关心的归期问题，归家无期，诗作又以此结尾，那深情美丽的思妇以后又该如何生活，不禁让人遐想。此诗虽然语言质朴，但情真意切，将一个妻子思念丈夫的感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秦末汉初，战争频繁，先是刘邦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其后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更是多次讨伐匈奴。至东汉末年，三国争霸，战争不断，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永远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面对战争，大多数青、壮年男子都被强迫抓去服兵役。家中一般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留守的妻子身上。她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整日劳作，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还要担心战场上丈夫的安危。巨大的压力积蓄在心头，却无处诉说、无人可说，也只能将心底所有的期盼寄托在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上。4、机智勇敢、善于抗争的女性形象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很多都具有自觉的抗争意识，有些是对不公正爱情的抗争，如《有所思》、《白头吟》；有些是对封建家长的抗争，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有些是对社会中仗势欺人的无赖统治者的抗争，如《陌上桑》、《羽林郎》等等。这些女子无论最后是否抗争成功，其为自己命运自觉争取、奋斗的精神都是卓然于历史的。然而面对社会的复杂现实，仅仅有抗争的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抗争方法。这就体现出了汉乐府中的女性又一不屈的人格魅力——机智。《陌上桑》中的罗敷面对使君的调戏，不卑不亢，直言“使君一何愚！”接着又通过对自己夫婿的赞美，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斥责、嘲讽了使君的好色与愚蠢。另外《陇西行》中的“健妇”持家迎宾送客的井然大方，《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洞察世态人情的超然，《羽林郎》中胡姬刚烈隽直的辩驳。这些女性地位不同，境遇有异，但都临场不惧，果决大方，成为乐府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5、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女性在封建阶级社会，常常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面对贫困的时候就更加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在《妇病行》中，病妇久病不愈，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她要把丈夫叫到床前，留下临终遗言。她的遗愿是什么呢？“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病妇最牵挂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远离饥寒，健康成长，这在现代社会看来是在正常不过的愿望。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等待这一家的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妻子死去了，孩子连御寒的衣服都没有。于是丈夫就请求亲友到集市上为孩子买食物，对着亲友哭泣。他泪流不止地说：“我欲不伤悲不能已。”面对这样的贫困，一个男子尚且如此，可以想象那去世的病妇内心又该有多少放不下。同样，在《东门行》中，一家人也是过着“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贫苦生活。由于走投无路，诗中的丈夫想要铤而走险，而可怜的妻子，不仅要面对一贫如洗的艰难生活，还要以“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苦苦哀劝丈夫不要一时冲动干出违法的事来。这种不幸，虽然距离我们已有千百年，但是至今读起来仍能感同身受。三、造成汉代乐府中女性坚毅果敢性格的原因西方著名女权作家西蒙娜·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形成的。”汉代女性缤纷多彩的形象便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所造就的。1.中国古代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从属地位是造成妇女不幸的历史根源。从乐府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妇女是参与生产的，如在《孔雀东南飞》中就有关于刘兰芝日夜纺织的描写。然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使得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最基本的劳动分工形式。但男性始终是生产的主导者，这是因为男性家长不仅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又依靠劳动为整个家庭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口粮）。相比之下，女性从事的纺织只不过是生产环节中的加工部分，且女性从事的纺织业只是家庭手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供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和纳赋，是男耕的补充而已。正是男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造成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差异——男子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妇女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而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正是造成妇女不幸的最根本原因。2.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和行为的禁锢与束缚，是导致古代女性不幸的又一重要社会原因。由于男性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因此我国一直有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最早在《周易·系辞》中对于男女的社会地位做了如下描述：乾为天，是阳物，乾道成男；坤为地，是阴物，坤道成女，天尊地卑。汉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更直接指出：“卑阴高阳，贵阳而贱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男尊女卑的传统。男尊女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封建礼教设立各种标准对女性进行束缚，以维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人们常说的“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七出之条”（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等。面对压迫和禁锢，妇女必须走出一条独立的生存之路，就形成上述的各种性格品质。3.前面我们所谈的两点主要是造成汉代妇女不幸形象的原因，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汉代乐府中的女性不仅仅只是处于弱势地位，逆来顺受的，像《上邪》、《有所思》中的女主人公，甚至包括《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她们还是具有强烈的抗争意识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这是由于在汉代，封建统治思想刚刚确立（即汉武帝时期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女性虽然受到各种封建礼教的压制，但是并没有完全扼杀掉她们独立的精神和抗争的意识，同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便这反抗或许与整个社会相比显得十分微小，但这些女性还是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汉代乐府中的女性，或幸福，或不幸，或抗争，或隐忍，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都给予现代女性关于命运，关于幸福不同的启发。参考文献：[1]余冠英.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11月版[2]郑文.汉诗选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3]刘锋.《浅论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4]西同华.《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原因剖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4月[5]谢美芹，《由乐府诗看汉代女性的不幸》（《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