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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里，话语研究工作在不断地拓宽和深化，因而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话语”和“话语研究”的术语以及它们直接或间接表达的概念。然而，不少学生、甚至学者对“话语”和“话语研究”的含义和定义往往或感到困惑、或产生歧义。本文试图对话语和话语研究的概念作一个较为宽广的定义和基础性的介绍。引言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里，话语研究工作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因而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话语”和“话语研究”（DiscourseAnalysis，也有人将其翻成“语篇分析”）的术语以及它们直接或间接表达的概念。然而，不少学生和学者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话语”和“话语研究”的含义和定义往往或感到困惑、或产生歧义。究其原因，至少有五个：1）话语研究莫属中国文化，而是起源于西洋学术；（可以说学术中用的“话语”一词是在翻译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词）;2）即使在西方，它们也不是百姓生活中的用语和概念，而是学术界里的事物；3)学者由于不同的背景和兴趣，对话语有不同的理解；4)话语的概念包含“语境”的概念，而后者的边界是不确定的、随着分析者的志趣和要求而变化的。5）学者滥用“话语”一词,特别是用它去描述不含语言活动的社会、文化现象：什么“建筑话语”、“舞蹈话语”、“音乐话语”，等等。然而，因为“话语研究”在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表现出了巨大的科学和社会潜力和活力，所以，要了解和开展话语研究工作，我们必须首先把这些关键术语和概念搞清楚。话语研究的目的要说清什么是话语和话语研究，可能最好是从话语研究的目的谈起。不同于传统的西方语言学，话语研究的目的不是要知道一个字、词、句、篇章或一个语音单位的形式或内容，或者其生成的原因、规则、历史。换言之，它关心的不是那些从生活事件抽象化了的范畴以及其中的奥妙。它的目的是要关注、揭示、反思或批评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或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实际发生的、特别是那些具有现实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甚至寻求言说方式的创新。比如，话语研究者可能选择去描写在我国的公共媒体里是谁在说话，谁不在说话——以了解我国媒体中的主体力量的分布情况；他们也可能选择分析某个法律文本表述了什么内容，没有表述什么内容——以阐明法律文件(没有)涵盖的范围；他们可能试图澄清一篇报道中记者站在谁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价值观、对事物的描写方式和策略——以揭示意识形态、叙事结构、修辞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他们还可以选择发掘商业广告语言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警示商家和消费者；话语研究者甚至可以根据前期的跨文化交际话语的研究结果提出人们应该采用新的言说方式、原则或概念——以促进文化间的沟通、和谐共存、建立新型关系，等等。在目的上，话语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也有区别。它的直接目的不是认识、解析、揭示和改变任何脱离了语言生活的“社会”、“心理”、“文化”现实，而是以具体的语言实际活动为切入点，借助各类相关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如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政治学)，去揭示、反思、改造由语言活动所构成的或与语言生活相关的社会文化现实。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话语研究工作关注实际生活中的语言事件或现象，而这些语言事件或现象本身又具有某种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由语言所产生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或无礼现象是话语研究的目标；而分析词句语法结构、挖掘文章的文法、文体、修辞本身不是我们所说的话语研究的目标）；（2）话语研究者的工作出发点一般不是脱离生活的抽象的现象，而是怀着对生活事件蕴涵的问题的关切、“焦虑”或解决问题的动机而进行有选择的探索。换句话说，话语研究关怀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是由语言所产生的或与语言活动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话语研究总是怀有某种社会政治动机的。话语的定义和概念当我们了解了学者为什么要作话语研究之后，理解“话语”这个概念可能就容易一些。“话语”一词，就象“社会”、“心理”、“文化”，等等，表达巨大的、整个学科所涵盖的内容；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界线又是剪不断、理还乱。也如同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文化学中的“文化”等词语，虽然指的是那些人生中实实在在的现象，但是同时又是对那些现象的高度概括；“话语”也一样：它是对一组特定的人生现象概括，且与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不是很容易地可以与其他人生现象分开；就像社会与地缘、文化、心理、历史不容易分开一样。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换句话说，“话语”是与语境或“实际生活”相关的语言活动，或者更简单地说“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可以说话语研究既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同时也关注其中的语言活动。在日常用语中，意义上比较接近“话语”的词语应该是：“某人在某情况下对某事的某种说法和看法”。比如，布什政府称萨达姆总统为“魔鬼”，目的是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最终摧毁以萨达姆为首的伊拉克政权的行为正名。又如，西方商界将第三世界称为“廉价劳动力”；工业文明主张“人的利益高于自然的利益”，等等，都是话语现象。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上述的定义并认识其中的内涵，我们有下列十点说明：（1）话语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语言交际活动，另一方面是与其相关联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或者简单地说“语境”；话语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体。目前我们政治生活中所谓的“和谐社会”一词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的理念和当今中国社会所处的境地都是分不开的，忘记了后两者的语境情况，对该词语的认识和反应一定出现偏差。（2）话语不是传输意义的“透明”“管道”(不是抽象的符号形式)；也不是可以脱离语言表达形式的而存在的意义单位。话语的意义与语言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比如，一首中国古诗用白话文来解释，或翻译成外文，无论多么“精确”，味道一定变了。（3）话语总是具体的语言生活事实。这可以是单一的言语事例：有具体的说话者和对象，具体的话题和表述形态，具体的语境；但也可以是一类相似的事例的集合：有这样一类的具体的说话群体和对象，一类的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以及一类的语境，等等。所以，话语又体现在这样一系列具体的话语成分的体系中（configuration）。比如，我国政府的台湾问题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问题的一席话可属于前一类；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相似的话语事件（如果带有同样的立场、相似的说法等）可归成后一类。（4）在上一点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指出：对于“相同的”事物，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做法和看法，因而也反应出不同的概念和态度。所以，话语也包括相关联的、有排斥性的另类话语。比如，我们可以说目前对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所采用的是不同的话语（复数的discourses）。（5）（话语）意义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符号（如眼神、手势、媒体手段）来实现，它们与语言符号相辅相成，因此这些相关的符号活动也是话语研究的一部分，尽管不是主要部分。（6）需要指出的是，话语并不仅仅指某一特殊的描述或表现世界的方式，它同时也指伴随这些方式的社会行为或行动。在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化学研究中，重点经常放在“建构”和“表现”上。然而，语言交际活动并非只是描述事实，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动，作为社会行动它改变事物和世界的状态。换言之，话语不仅仅是人们言说的过程和结果，更是人们行为的过程和结果。由此可推知，话语是一种有特定目的和结果的社会实践形式。诸如“嗨”，“麻烦你把盐递给我好吗？”，“闭嘴！”，“我爱你”的话语，或表示对他人的态度，或施加了责任，或下达了命令，或维系了或改变了社会关系，等等。（7）与上一点相关联的，既然话语不仅是表说方式也是行为方式，那么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言说、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不断创造、保持和改变现实。上述提到的“台湾话语”同时也代表或体现了说话者的对研究对象的兴趣、概念、看法、感情，等等；这些也属于话语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8）应该强调，话语是一种我们对于语言实践活动的一种“敏感”的视角下的产物：语言活动是我们关注的焦点（foreground），其它相关的事物都是背景（background）或者说语境（context）。（9）从这一点和上一点上，我们可以得知，不同于自然科学常常预设的事物，话语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能脱离人的主观因素（如个人和文化的视角、价值观、世界观）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因而是主客交融的产物。正是如此，它的分界线往往不象自然科学家眼里的事物所具有的。话语和话语研究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反映了研究者的志趣。（10）最后，话语是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我们日常生活大部分是通过语言交际来实现的，大部分社会生活实际上就是语言生活。日常会话和通讯、大众传媒、商务谈判、课堂交流、法律文件、文学作品、宗教布道等等，都属于话语的范畴。话语不仅仅是个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外壳，也往往又是其核心，至少是其它符号活动的补充，如音乐、舞蹈、艺术、电影、体育或者博物馆。我们每天都在同人说话，听人诉说，读人作品和为人写作中度过。哪怕在私下的环境里，我们还是以语言来思考和感知。没有话语作为补充或辅助，芭蕾、交响乐、摄影、绘画、雕塑和体操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自己的意义。因此，话语是我们文化生活中主要的、重要的和普遍的一部分。根据话语研究的不同目的或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三大类。（1）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可分为“社群话语”：私人话语、公众话语；个人交际话语、群体交际话语。社群话语往往是便于研究不同社会关系之中及其之间的话语情况。（2）从社会行业范畴的角度可分为“行业话语”：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新闻、媒体、大众文化、法律等行业话语。这种做法一般是为着探索社会行业中的话语运作规律或对行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视和评价。（3）从具体事件、具体话题或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出发可分为“问题话语”。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言说，易中天所讲述的三国故事，城市市民对农民工所表达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当局为“去中国化”而制造的语言游戏，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提出的反恐言辞，第三世界表达的反霸权、求发展的主张和心声等等，属于最后一类。在所有这些分类方法中，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不同的话语之间存在着语境、语言符号及其使用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应该指出，这三类话语其实有着相互关联甚至是重叠的方面。外交官、大学教师的行业话语可能同时带有特种社会阶层的特征；政治领域的话语可能直接体现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从上面的描写也可看出，话语是一种复杂、多元的现象，因而要求学科交叉、文化交叉的理念与方法去研究。话语研究那么，话语研究到底研究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其方法又有哪些呢？作为一个系统的、有众多学者参与的、高等教育机构传授的学科，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相比是年轻的学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最早提出“话语”这一理论概念的起码是Harris(1952)）；当时主要代表著作有:VanDijk(1978)的TextandContext、Halliday和Hasan（1976）的CohesioninEnglish。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话语分析开始是对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特别是句法理论的一种挑战和补充：即语言理论不能不包括语言的使用情况，语言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中的语言活动。除这种以语言学为背景的话语研究传统之外，西方还有从哲学、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与语言研究进行交叉的传统（如Derrida1976;Foucault1980;Habermas1984；Hall1977）。今天，这两种不同传统有着相互结合的趋势，形成对西方社会反思和批判的更加广义的话语研究形式（如Fairclough1992；Wodak1996）。在这种西方话语研究领域里，理论和研究方法却有着不同的层面、种类和学术背景。然而，话语研究者一般都有下列共识：（1）言语活动与其发生的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因此，要研究言语活动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不能不观察分析相关的语言运用的环境，即语境。2003年期间，英国的北爱尔兰政府提出：“Noguns,nogovernment”，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中国人英文再好也不解其意。同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