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书报告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书报告常言道：知人论事。要想论其事，必先谈其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地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这就决定了他的著作不仅来自书本理论的升华，更是社会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他早年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这就决定了他的著作不受国内外双重主流价值观的约束，能够站在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上去审视历史。蒋廷黻除了学历史，还选读了多门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决定了他的著作注重史论结合，讲究实证主义。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就基本具备了这三重特色，读罢回味无穷。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前两章叙述了我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后两章讲述了四个救国方案，前因后果，脉络清楚，通读全篇，颇有一气呵成之感。看得出来，作者的满腔爱国热情在胸中积郁已久，终于在书中得以倾泻而出。该书以中国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的四种方案为线索，仅仅5万字，就像他本人所说，是一个纲要。但是一个纲要，就让我学到了好多我在教科书中没有学到的东西，更何况是其他卷帙浩繁的史书呢。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完此书，我更加感觉到此话的分量，更加体会到，多读读课外史书的重要性。蒋廷黻生于1895年，而这本书写于1938年，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就是说，蒋廷黻生活在中国近代与现代的交替之间。对中国近代化的艰辛历程有着深刻地体会。他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的确，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是一段在屈辱中求生存，在磨难中求发展的历史，是人民艰苦反抗，救亡图存的沉重历史。近代有多少爱国仁人志士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近代化？我们该如何近代化？近代化要求有近代化的民主政治体制，有近代化的大工厂经济体制，有追求民主民权的近代化国民。我们常常以历史事件来评析历史。读完蒋廷黻的著作《中国近代史》，我想从历史人物角度来评析一下中国近代史，我觉得具有近代化的国民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而当时我们的国民从多方面看都不具备近代化国民的素质。首先，从近代国民对事物的认识来看：“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待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事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也觉得是方便省事的方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近代的国民签订了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不以为意，甚至还沾沾自喜。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我想，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我们当时打赢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英国所谓的通商战争。我们伟大的天朝上国，会不会把这些“无关紧要”的权力送给英国，作为战争的抚慰呢？恐怕，英国要香港岛，我们也会借给他们用用，因为当英国人要割让香港岛的时候，京城人竟然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了这样一道难题，主要是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大河文明下生活的中国人。他们比起海洋文明下生活的洋人更有一种安定心理，这种心理的广布程度，可以说是上至君主，下至平民，已然形成了一种国民性。也就是说，固步自封，成为了中古时期中国人典型的性格特征。其次，从近代国民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来看：近代外敌入侵，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早期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魏源等一批爱国救亡之士。但是，他们作为士大夫阶层，也摆脱不了本阶层所具有的一些本质缺点。比如，他们不论怎么做，都是以改良为出发点的，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不会触动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摆脱不了儒家思想的约束。更不必谈如何去彻底颠覆封建政治体制！他们有失去他信力的剿夷派，有失去民族自信力的抚夷派，他们似乎永远没法放下个人的那点薄面，去好好想想对方的长处，互相学习，相互合作，共御外辱。派别，阶级之间缺乏合作思想。当然，他们的价值体系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我们没有理由过度地赞扬，也不能全盘否定。近代的仁人志士中也很多善于改造国民思想的不凡人物。曾国藩，康有为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善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为自己所用的实用工具。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这样说道，“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可以说是士大夫阶级普遍的聪明之举。此外，康有为更是聪明，他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变法，用儒家思想的旧瓶子装维新变法的新酒，这无疑对其变法的推进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毕竟要想获得顽固派的支持，必须学会先站在他们一边，以退为进是一种改革的大智慧。但是，主张变法的康梁和顽固派相比，力量差距悬殊，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李鸿章也认识到了改革国民性、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但是“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虽然他手中的力量比较可观，可是做法急近，并且无法跳出阶级的约束，也没能挽救近代民族危机。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上了锈的封建古国，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需要一些具有综合素质的近代化的国民来推动它的起步，来维持它的进展，但是出现的却是一些残缺的仁人志士。之后出现的孙文先生就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伟人。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孙文先生对中国广大农民阶级呼声的忽视，也不可回避的成为了他本人的一大失误。最后，从近代国民对外交往来看：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我们处处在和洋人打交道。蒋廷黻是一个外交家，似乎对当时中国人的态度与方式更加感到无奈。抚夷派对于洋人保抱有的幻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百姓对洋人的仇视与滥杀，孙文先生对近代不平等条约的承认以获得洋人的支持等，我们对待洋人的态度似乎走向了两个极端，希望与绝望。就算出现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明眼人”，还是建立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之上。中国人好像缺乏客观清楚认识洋人的基因。这个毛病一直遗传到现在。当今一些有钱人的崇洋媚外，大量青年人对外国文化的过热追求，好像都是这个遗留下的缺陷基因在作怪。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之一是不再步入历史的后尘。回顾中国近代史艰难的前进步伐，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国民综合素质的落后就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落后。而落后就必然要挨打。我们近代的国民在政治观念，改革创新能力，对外交往等等方面都处于一个极度滞后的状态，造成了一直挨打的局面。最终，好不容易，在挨打中，我们觉醒了，我们长大了。对于治国者，要明白我们今天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疑要把国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对于我们个人，我们需知晓，个人发展其实就像国家发展，可以有自己的五年、十年发展规划，也可以有自己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自己的外交原则，学习一个民族是如何发展的，用在发展自身身上，其实也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汲取教训，获得精神力量。总之，读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我深刻体会到，历史是人创造的。国家的历史是国民创造的。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创造的。我们大学生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强化个体的综合素质，为自己的发展，为国家的富强做好充足的准备。最后，我想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两句话，与读者共勉：第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第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近代史读书报告学院：外语与经管学院班级：13级英语教育本科班学号：1321024137姓名：徐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