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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中心论点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困境。由于存在以下机制，奥尔森认为搭便车困境会随着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加剧：1.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会减少。2.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减少(如果只有两个人时你能提供1/2的贡献的话，在一个100人的群体中你只能提供1/100的贡献)。这样，因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自豪感、荣誉感、成就感等就会降低。3.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降低。也就是说，在大群体内，一个人是否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往往无人知道。4.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大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发起一场集体行动。因此，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个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就是搭便车困境。二、奥尔森在他的书中提出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其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incentive)，既然集体性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那么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东西。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有三种。其一可概括为“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否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不多，大家对某个成员是否参加了某一行动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一个成员没有参加该集体行动，那么他就不能获得该组织或网络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至会在该组织中被边缘化。其二可称为“组织结构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组织如果很大，那就必须分层；就像党组织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总支再到支部，一层层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级，成员数量就很有限了。这样，在每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组织原理”。第三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的权力和荣誉就有可能成为促使其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一个人如果能够独立为某组织取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笔关键的资金并从中获取荣誉，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独自为某一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等就是例子。三、搭便车理论与囚徒博弈理论在博弈论中,这种囚徒博弈被称为“二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two-personone-shotprisonerdilemmagame)。以此为基础,哈丁把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表述为一个囚徒博弈模型。我们假定一个社会运动(比如是一次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有n个人参加。假定这n个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结果人多势众,罢工成功,大家工资都上涨10个单位(+10)。但是,罢工期间是没有工资的,参加罢工还要冒其他风险,所以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想参加罢工,企图坐享其成,这就形成了一人不参加而其他人都参加的情况。但是,当参加罢工人数很多时,一个人参加与否无关大局,因此这场罢工最终还是会取得胜利。胜利后,不管参加还是没有参加罢工,所有人的工资都会增加。这时,参加罢工的人的收获是10个单位(+10),而没有参加罢工的人因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涨了工资,我们假定他的收益为15个单位(+15)。既然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想搭便车,让人家去奋斗而自己坐享其成,以达到最大收益。结果,大家都选择不去参加罢工,并因此而什么也得不到(0)。或者说,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15个单位的收益,结果每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从囚徒博弈模型来看,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囚徒博弈模型,即“n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四、搭便车理论的不足1，对小集团提供集体物品或采取集体行动优势的质疑主要可以有两点质疑。第一个质疑来自“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表明，即使是只有两个人组成的小集团也有可能不采取合作行为，不能提供集体物品。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对此做了回应。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囚徒被警察（额外的特殊环境）隔离开了，因此两个囚徒不能相互沟通。奥尔森进一步指出，小集团可以进行集体行动的逻辑适用于任何相关方能够进行互相沟通并能够达成强制执行协议的情况。（奥尔森，2005：60-61）第二个质疑来自古老的中国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以上谚语表明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小集团无法进行集体行动的情况。其实，奥尔森对此也有回答，并写在后边的注释里边，可能一般不容易被读者注意到。奥尔森指出，小集团中可能存在不成功的讨价还价，从而导致小集团也无法提供集体物品。然而，从长期来看，小集团中的所有成员不大可能永远都犯这样的错误。也许三个和尚暂时没有水喝，可是经过长期的沟通互动、讨价还价之后，三个和尚之间一般来说应该会达成一致的忽略了其他社会机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2，忽略了其他社会机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面对搭便车困境，奥尔森只提出了一点即“选择性激励“作为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案。然而，他忽略了其他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比如，马威尔和奥利佛指出，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有一个临界点机制。为此，他们提出了关键群体理论。费尔曼和甘姆森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并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于强调前者从而忽视了后者。（赵鼎新，2006：161）行为协议。（奥尔森，2003：62）3，在奥尔森理论的种种假设上做文章,指出有些假设是有误的。比如,奥尔森的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四个机制中,有一个是“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将会减少”。对于这一机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Oliver,1993)就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不难想见,如果一条公路被车堵得寸步难行,开车甚至会比走路都慢。他们把这类公共物品称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顾名思义,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数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比如和平,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觉得和平的好处减少了。马威尔和奥立弗认为,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五、搭便车问题的经济学含义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公共物品的消费和生产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给市场机制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搭便车问题。搭便车问题往往导致市场失灵，使市场无法达到效率。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由于没有红绿灯的控制，每辆车都急于通过路口，从而导致路口变得更加拥挤，每辆车都无法通过。设置一个红绿灯的成本为50，000元，一年该路口通过100，000辆汽车，每辆汽车由于能够顺利的通过路口而节约的成本为10元。由于节约的成本1，000，000元大于50，000元，设置红绿灯是有效率的。市场会提供这个有效率的结果吗，可能性比较小。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公共产品的利益这种机制失灵。对于红绿灯提供者而言，他必须能够把那些不付钱而享受红绿灯的人排除在消费之外，否则他将无法弥补生产成本。而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不支付就获得消费的权力，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搭便车。消费者这种行为意味者生产公共产品的厂商很有可能得不到弥补生产成本的收益，在长期中，厂商不会提供这种物品，这使得公共物品很难由市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