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思想对中国当代外交的影响

中国儒家思想对中国当代外交的影响【本文摘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蕴涵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既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实性，因而从最深处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外交层面自然也概莫能外。其中，儒家思想又作为璀璨的文化瑰宝，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生命之道，也是中国外交理念的植根之道。本文通过中国外交政策和观点中所体现出的儒学思想，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向世界彰显一个“尚和”“守信”“讲礼”的泱泱中华。【关键字】儒家思想和谐社会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崛起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深厚历史积淀中，儒家思想始终作为中国人思想灵魂的一部分，让人不知不觉地在通过这个窗口观察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提出自己的主张，甚至以此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尽管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近代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残酷洗礼和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冲击，但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已呈复兴之势，“和谐社会”中“和谐”理念的提出、“和平崛起”声音的响起，一批海外孔子学院的相继成立、奥运会之后更是掀起了儒学学习的新高潮。在探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走向和前景时，面对西方世界不断的质疑，国人也开始重视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找寻依托与支持，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将真实得中国展示给世界，让世界了解和接受一个“和”而“不霸”的中国。首先，在我们建国之初，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就教给了我们“君子曰和而不同”。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今天我们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而在更早时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对“和”的运用、继承和发展。其主张以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和目的，蕴含了“贵和”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这种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最终“共处、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个性，和平共处而非消灭异己。的确你有你的制度、你有你的主张和利益，我有我的，虽然我的主张你不可能全面认同，但我们总会有交叉利益，那么理所当然我们是可以在这一基点上合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贫穷落后与发达先进的发展程度都不应当成为合作的障碍，你不应该要求我和你一样，我也不应该要求你跟我一样，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自己的特色，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但是我们可以建立和谐的关系，为了共同的利益寻求一个最佳点，进而成为一个和平互利的整体。“和”，顾名思义就是讲求和睦、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抹杀差异与冲突，相反是在承认差异与冲突的前提下，求合作、和平、和谐。不只是近代中国，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存在着“和同之辩”。《国语·郑语》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他认为把两种以上的不同事物调和统一起来叫做“和”，如果简单地把相同的事物合而为一，叫做“同”。只有不同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多样统一的状态，收到和谐的效果，如果只是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孔子继承了重和去同的思想，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源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尊重别国利益，主张求同存异，互利双赢利。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其次，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的局面被打破，世界格局向着一超多强的方向发展，而这中间，中国自是有一定的分量的。毕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我们是不能只满足于现状的，正对不同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制定不同的外交政策，以期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取得更加稳固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大国的身份，为世界的经济、政治以及和平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而不同”又有了阐发出了新的含义——“和平崛起”。“众所周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得以确立，而中国自1840年以后更不复“天朝上国”的地位，这对传统中国以‘礼’为核心的国际等级秩序观念构成了考验。”①崛起的中国需要在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建立何种国际秩序方面进行新的探索。这不仅需要远景目标的规划，更需要具体制度层面的建构。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吸取儒家文化的思想资源，以期和平实现国际权力结构转型。西方中世纪之后的历史表明，国际权力的系统转移通常伴随着战争。除了颇受置疑的“民主和平论”之外，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也不包含“和平崛起”的逻辑，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有着以“不争之争”而达“不战屈人”的智慧。这也是西方国家不能了解我们的原因。一些国家大肆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了一项长篇论著——《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故调重弹，通过两方面来论证中国崛起可能给别国造成威胁，即一方面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等等。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机理进而认为中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会威胁他国。②破坏中国和已建交国的关系，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建交，进而从国际的大环境下全面遏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其实，了解儒家文化的人都知道，我们上下五千年一直是以儒雅、谦逊的姿态示人的，更何况，我们是从近代历史“被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屈辱与欺凌中一步步走过来的，走到今天重新成为令人歆羡的世界强国，有着这样的经历的我们，自然不会再将动荡和不安带给世界人民，我们仅仅是要有更强的实力，能够更好的为世界人民做出贡献，是世界人民免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从而推动“和谐世界”的实现。中国的发展能够在外部找到理论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一直重视内部的修养，从而以一个文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范畴，体现着一种核心的精神内涵，“尚和”“守信”“讲礼”更是儒家经典所推崇的，我们也是以这种品性作为自己的修身信条，我们从几代外交家的言谈举止和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上也是可见一斑的。所谓“守信”，即诚信，就是指真实无妄的状态。“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中庸·章句》）又有“所为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章句》）可见，“守信”是指真实无妄境地，是天道；诚实是指向往并实践天道的诚心，是人道。的确，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没有“信”，“礼”，就不能达到“和”的境界，正如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当然，没有诚信人类也无法和睦相处，更谈不上社会的繁荣昌盛。儒家思想主导思想潮流数千年，它所倡导个人要“诚”“礼”“信”的价值观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形成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基础，也保证了中国外交在崛起时的和平与儒雅。近年来，由于中国信誉较好，其投资环境也日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吸引外资的大国。同时，中国政府也切实履行大国义务，积极帮助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是比较典型的。依照承诺，我们不仅向非洲进行国家级别的直接经济扶贫，同时还向非洲注入资金，建厂投资，发展自身的特色工业，实现自身的富强，而且在今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我们更是为支助非洲43个参展方在上海世博会兴建联合馆，捐赠了1亿美元资金，帮助非洲建立了最大的非洲合馆。不仅是在帮助落后国方面，在世界和平方面，我们坚决履行已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无论经济、政治上还是世界和平中都是讲求诚信的，都是负责任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外交的政策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外交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成为传播和平与正义的媒介，将一个“和”而“不霸”的堂堂中华。【参考文献】①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②《中国的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