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严复译《天演论》片段赏析《天演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著作EvolutionandEthicsand0therEssays,译者是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译作于1897年12月由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此处选择该译本的第一、二段与原文对比赏析。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舰船驾驶。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两年半，成绩优异，成为该校的高材生。1879年毕业回国后，先于福州造船厂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于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严复简介严复（1854一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清末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天演论》是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严复不是生物学家，为何对进化论感兴趣？还有当时的知识分子，其中也没有谁是生物学家，却为何因《天演论》而激动？1.历史背景及历史意义严复翻译《天演论》之际，正是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际，鸦片战争之耻未雪，又添甲午战败新辱。国家兴亡让头脑冷静的严复并未盲目地去逞匹夫之勇，而是在思考西方列强崛起的奥秘和中华帝国沦落的根源，他决定从启蒙做起，引进西方致富致强的秘诀，启蒙尚沉湎在中世纪迷梦中的中国封建士大夫。他以超凡的眼光从汗牛充栋的西方学术典籍中挑选了若干经典，以封建知识分子所喜爱的古雅文体，译成汉语，译文出版后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冲击了延绵上千年的封建传统思维定式。中华大地上随后爆发的维新运动乃至五四运动，都与严复用他的译著所开启的启蒙运动有关，闭关自守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康有为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也称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可见，《天演论》并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译著，而是一部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无与伦比作用的奇书。严复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兴趣自然不在进化论本身，而在于生物进化的原理与社会进化的规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是通过不断的竞争才得以不断进化的，即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一般人看进化论，视野往往都局限在生物学范畴，但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却看到了进化论的社会学意义，进化论的丛林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的进化。在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的列强和来自东方的日本的威胁时，进化论的社会学意义对于仍然沉湎在天朝帝国迷梦中的中国封建士大夫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天演论》的启蒙意义就在于让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丛林，不同的民族就是这个丛林中不同的物种，而不同民族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中国面临来自东西方夹击的危难时刻，中国人是不是该想一想我们自身的体制、文化和思想传统是否还有优势可言？是否还能适应于当时的文化丛林？如果已无优势可言，如果已经不是适者，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自强保种？仅仅从这两段译文即可看出，严复作为译者的主体意识已经渗透到译文的方方面面，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利用语言、利用译文，旁敲侧击地表达他的这一意识，如：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疆者后亡，弱者先绝，……其中，“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译自contendedwithoneanotherforthepossessionofthescantysurfacesoil，原文只有‘植物为不多的土壤而展开竞争’这层意思，但严复却从中读出了“相雄”和“各据”，俨然一幅“群雄相争，各据一隅”的诸侯割据场面；“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译theyfoughtagainstthedroughtsofsummer,thefrostsofwinter，再次突出一个“争”字，且是以两个“争”译原文一个fought,加上前面已有一“争”，后面还有一“战”（译struggle)，中英文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词汇衔接链，即contended—fought—struggle与“争—争—争—战”，二者不同在于，英语中的三个词中有两个词的战斗性并不是很强，即contended—struggle,与此相关的fought夹在这两个词之间，从功能语法之衔接论的角度看，这个词只能作为contended和struggle的同义词出现，其战斗性必然因受到牵连而减弱，而中文译词“争—争—争—战”，三“争”接一“战”，突出了“争战”的效果，战斗性因词语的特殊组合和质感而加强，这让当时的中国读者极易联想到战云压城的现实。“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译自nowfromtheAtlantic,andnowfromtheNorthSea，同样也是“别有用心”,Atlantic自明朝起就译“大西洋”，严复不用，而用“西洋”，从文体上讲，他可能是求与“北海”的对仗，但联想意义则直指“西洋”列强；而英文的Northsea对严复来说更是可遇而不可求，译成“北海”，其联想意义也更是可想而知：当时正值中国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以大多数中国人当时的地理常识，很少有人能想到此“北海”非彼“北洋”，严复在此巧妙地用译文暗示，中国正陷于东西夹击之中。译文“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一语基本上是严复从原文语境资源中“牵强附会”引申出来的，用心何在？正是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的写照。“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是astheybestmight和theindigenousplants,maintaineditself两部分的合译，原文并无“种族”之语，也无“天能”之意，而严复却从原文中提炼出了“自存种族”的忧患意识，并借译文指出，即便是小草（离离者）尚能“尽”此“天能”，何况人乎？再看“疆者后亡，弱者先绝”一语，几乎也是严复无中生有的借题发挥，“疆者”即“强者”。严复的用心，可谓良苦。严复从《天演论》的生物进化理念中所提炼出来的“自强保种”和“救亡图存”的意识激励了从梁启超到鲁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天演论》的翻译开启了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译介外国思想的先河，中国由此而逐渐进入了图存救亡的革命时期。2.百年不衰的译学价值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感叹“译事三难，信、达、雅”，此三字真言从此成为中国数代翻译家遵从的翻译标准，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当代翻译理论的先河。就翻译理论而言，信达雅中的“雅”字在翻译学术界所引起的争议最大，一般认为，严复为追求语言的“雅”而牺牲了“信”，即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从目前盛行的目的论来看，严复翻译此书有其特定的目的，他是要通过西学来启蒙国人以达“自强保种之事”，为达这一目的，他将他的目标读者群设定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他之所以将目标读者群设定为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因为他所要建构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新的上层建筑。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必然会把这一历史大任寄托于掌握话语权的知识阶层，他的翻译策略皆是以此为中心。为阐释他的“雅”的翻译美学观，他在《译例言》中引用孔子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论断。这里已经包含了朴素的接受美学的意识：译文要想行远，就必须要“文”。如何才能使译文达到他心目中“文”或“雅”的要求呢？他认为得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不能用“近世利俗文字”，具体是以韩愈和司马迁的美文为他的审美理想：“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理由是“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一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可见，严复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语言策略有着明确的目的，即译文要符合目标读者群的审美理想。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的翻译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天演论》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封建士大夫的语言审美情趣，征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连清末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在为《天演论》所作的序中也赞“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天演论》这一不同凡响的案例说明，成功的翻译，除了要求译者精通两种语言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符合当下文化需求的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确定译文目标读者群，继而再根据目标读者群的审美情趣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这个角度看，严复是中国翻译界第一个有着明确读者定位的译者，这也是他成功的一大关键。如果严复不察时局、不看读者，盲目地求“信”，把原文依样译成一部生物学专业论文，这对于当时还没有生物学学科专业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意义？读者看不懂，不爱看，是“不达”，严复说：“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3.审时度势的风格定位从语言上看，赫胥黎英文原文的文法和文风与当代英语的差别并不明显，而严复译文的语言则与当代汉语天差地别。有一定英语阅读能力的当代中国读者会觉得赫胥黎的英文比严复的译文更好懂些。原因很简单，在严复所处的清末，白话文尚未成为通行的书面文体，当时知识分子的语言审美理想是以“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为特征的文言文。文体学中有一个术语叫“时代风格”(periodstyle)，顾名思义，指流行于特定时代的总体语言风格。从时代风格的角度看，语言作品的风格，总的来说，就应该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但必须指出的是：原文是给原文所处时代的读者看的，译文是给译文所处时代的读者看的，因此，文风与时俱进是对译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从这一角度看，严复的文体选择也是符合文体学原则的。如果严复处在白话文通行的当代，那么他也一定不会再用文言去翻译，除非他的译文不想“行远”。就具体的语言风格而言，严复的语言风格以“雅”著称，他所偏爱的桐城派文体以“汉以前字法、句法”为文章正轨，因此他的“雅”，即便在清末也显得比较古雅，不过清末汉语与“汉以前字法、句法”同属文言文，在知识分子读来，不至于恍如隔世看不懂，反而是当时封建士大夫们的最爱。如译文开篇便是“赫胥黎独处一室”,赫胥黎对应原文哪个词？为什么这样译？对应原文的I。把英文的I直接译成作者的名字，这里便隐约就有“汉以前字法、句法”的影子，让人联想到司马迁的《史记》的文风，《史记》各传多以人名开篇，如“司马相如者”、“太史公曰”，等等。严复的英语水平不至于连I都不认识，之所以如此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当时及以前的类似文体中，用第一人称代词作自称有违规范。无独有偶，类似的译法在严复同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文中也出现过，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开篇词也同样是“小仲马曰”。在行文上，文言文中单音节字用得比较多，这与当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的时代风格形成显著差别，这一点在《天演论》中尤显突出，如“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等等。另一个特点就是常用四字结构，请找出译文中的四字结构？如“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数亩之内，战事炽然，疆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等等。这些四字结构由于在译文中频繁出现，从而为译文平添了一种原文所没有的节奏感，使译文读起来抑扬顿挫，气势磅礴，这正是文言文独特的语言美，而严复则将这种语言美在《天演论》中发挥到了极致。既然严复追求的是古雅，因此译文里就有很多古语和在今天看来冷僻的字和词，还有很多文言用法，如“其借征人境者”中的“征”指“象征”、“证明”；“旁午交扇”，是从比较冷僻的成语“旁午构扇”变化而来，“旁午”指频繁，“构扇”指接连、煽动，在此变换为“交扇”，取其字面意义，译原文galeswhichswept,withunb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