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王敏）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谈到魏晋风度,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乱不已,先是董卓之乱,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魏晋易代,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辗转四方,寻求栖身之所,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同时,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越来越僵化的礼教,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就形成了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到了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更是提出了“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的见解，并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响应。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一个时期的文学或多或少都会受其当时政治的影响。稳定繁荣的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使个体生命价值消融于群体价值观中。只有当群体价值观破裂，人们从外在世界走向自我时，才对生命的悲剧意义恍然大悟，进入感伤主义时代。魏晋文学便反映了这样一个感伤主义时代。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这种政治上的动乱自然影响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饥荒，不仅夺取了人们的生命，也破灭了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施展抱负的梦想。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汉王朝已日薄西山，壮志已难酬。很多文人志士把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到个体生命本身。正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他们的心态最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情绪。“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在他们眼中，世界并不那么美好，有的是哀怨，是悲叹。也正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苦与磨难，渐渐唤起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并借助于文学来发泄这种感时伤世之情。魏晋人更多的开始关注自我，关注生命。正如李建中在《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中所说“魏晋人于生死之间所形成的生命意识，对魏晋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魏晋人生命意识的内在冲突在魏晋文学中充分展开，魏晋人生命意识的审美化及其诗性升华在魏晋文学中实现，完成——而这一切，共同铸成魏晋文学‘生命悲歌’之主调及‘悲慨’之风骨。感伤主义是魏晋生命意识的基点，因而也是魏晋文学的第一主题。从魏晋乱世到魏晋人格再到魏晋文学，都可以说是乐少苦多，喜少悲多。”也正是基于这种感伤主义的存在，我们不难从魏晋时期的作家作品中体会到其中的感伤情绪。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操的评价颇为准确“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古直悲凉，梗概多气，是曹操诗在风格上的主要特征。对生的眷恋与对死的恐惧的生命意识与诗性悲愁在曹操的诗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在曹操著名的《短歌行》中化为简短的一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还以《薤露》为题写乱世丧亡，薤上之露，亦喻人生短暂。也正是这种对生命之短暂的清醒认识，酿造了他心灵深处的悲凉。在《蒿里行》中，曹操将生命的忧用挽歌的形式咏唱出来，这种生命之忧所酿成的苍凉与悲慨便称为其诗的基调。但是，曹操并没有沉溺于这种悲歌中，而是把这种生命之忧上升到了一个高度，由忧生忧人走向贵生贵人。所以曹操的诗哀而不伤，悲凉之中多跌宕慷慨之气。不管士人用怎样的方式抒发感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情绪都是感伤的，此时期的感伤情绪格外浓厚，也正是基于这一时期社会大环境下，人的意识开始觉醒造就了这样一个感伤的时代。参考文献：1《魏晋文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者：鲁迅2.《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作者：李建中3.《魏晋风度解读》作者：杨国凤4.《一个意识觉醒的时代——论魏晋文学中的感伤情绪》作者：周健，陶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