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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孔子仁学或礼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并为宣扬和践行这种学说而身体力行、奔走呼号。透过《孟子》一书阐述的思想学说和孟子的实际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人生精神。一、自承先贤，身任天下孟子和孔子一样，奉行的是崇古尚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他认为，尧舜之后，圣人之道衰败，于是社会动荡，民生悲苦，社会从原有和谐、美好的有序状态堕落为混乱、悲惨的无序状态。而要挽救这种无序的社会，恢复尧舜时的盛世，只有实践“仁义”这一圣人之道。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他斥责杨朱和墨子的思想、认为是充塞仁义的诬民之邪说，宣称要像大禹治水防洪平天下、周公兼狄驱兽安百姓、孔子著《春秋》明大义一样，出来端正人心，灭除邪说。孟子如孔子“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万章上》），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他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他甚至还以一副救世者的姿态宣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实际上，孟子大约自四十三岁起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不断向诸侯王公宣扬自己的仁义学说，直到七十余岁无功而返。尽管孟子的思想主张与战国时代征战攻伐、崇尚强力的思想不相吻合，但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涵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人活着就该像贤达人士一样，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做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的目标。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倾向和泛道德主义之倾向，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孟子的“仁义”学说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渗透了孟子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生精神。孟子首先积极肯定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后坚持政治统治、国家管理要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为念，要体民心、察民情、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修行仁德，实行仁政。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本着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精神，他甚至敢于说出在那个时代可谓大逆不道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伦理政治观固然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有幻想通过仁政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幼稚性。但他这种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生精神，却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人生价值取向。三、崇义尚道，舍生取义在《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命取道义的人生主张。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而舍生命取道义的人生主张。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继承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张道义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苟且偷生；宁不屈从避死。“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孟子·告子上》）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利诱或威逼，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而面对义利的严重冲突，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则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大丈夫就要以身殉道，而不是以道殉身或以道殉人。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和以身殉道的崇高献身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不懈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四、忧患以生，自强不息先秦对忧患意识或忧患精神论述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所以“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忧患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孟子举例说舜、傅说、胶融、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贤达人士最初都是生活在艰辛困苦之中，正是这种艰辛困苦，磨难了人生，砥砺了人生，锻炼了人生，丰富了人生，从而使他们能在以后大有所为。孟子认为，当人处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辛困苦中时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胸怀抱负，坚定信念，从而不畏困苦，迎战困苦；孟子认为，人要生存，要有作为，要有出息，就要敢于直面内忧外患，就要历经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就要历经一番肉体至精神的人生锤炼。孟子这种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与他自承赞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与《周易·乾》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乐观、进取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孟子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至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孟子忧患为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的血脉中，渗透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五、修心养性，自善其身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则进一步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成为尧舜，主张人的一生一方面要身任天下、广有作为，另一方面又要修心养性、自善其身，从而在功名上和心性修养上都取得圆满。“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性，就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性。如果不端正自己，那就无法端正别人，甚至包括自己身边的妻子，更不用说去匡正整个天下了。“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做真正的君子，就要先正己，方可再正他人。修心养性除了反躬自问、反身而诚之外，孟子认为还要养“浩然之气”。只要心中养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那么就能达到对外物“不动心”的崇高自由境界。实际上，孟子人生精神中的“浩然之气”和“仁义”是直接相关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者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气，就是一种超越生命的至大至刚的正义之气；这种气，与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人生精神，乃是浑然一体的。正义先正己，正则要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和养浩然之气，甚至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孟子这种修心养性、自善其身的人生精神，是对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的重要补充。而修心养性、自善其身和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合在一起，恰恰就是儒家学说“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理念。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先秦中国古典文明孕育的绚丽结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源泉。孟子的人生精神同先秦及其以后的其他思想学派的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