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印行出版，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在私家藏书楼时期，许多藏书家出于传播文化、保存典籍的目的，尽力刻印、出版图书。到了近代，印刷出版已经从传统的刻书藏书事业中独立出来，但由于传统的渊源以及提高学术、弘扬古籍文献的需要，以传播知识、教化民众为己任的新式图书馆，不少在编目、流通等常规业务之外，也从事印行、出版活动。正如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所言：“省立图书馆之性质与使命，应多顾及学术图书馆之意义，故于储集图书推广阅览以外，对于阐扬地方文献，提高学术，亦应与国立图书馆分工并进。是以如印行馆藏珍本，编印专著单册，发行期刊，亦为省立图书馆应有之职责，正不如恒人以为图书馆之事仅以民众教育为限也。”本文拟通过文献检索与统计，勾勒出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概貌和特征。1文献检索与统计1.1统计时间段和文献信息源尽管“图书馆”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出现过，但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与“科学”一词一样，实源自日语之用法，而最早使用它的国人当推曾出访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等11国的晚清外交特使傅云龙――他在1887年12月2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游日日记中写道：“图书馆有元本《汉书》。”中国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新式图书馆则是1897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不过，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04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间上限，1949年（新中国成立）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间下限。因此，本研究将统计的时间段设定为1904-1949年。统计时段确定后，还须选取统计的文献信息源。目前，可检索近代图书书目信息的检索工具有：（1）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简称“国图OPAC”）。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其前身历来执行全面入藏的方针，且一直是我国出版物样本缴送的法定接受馆，故馆藏丰富，品类较全（尤其是古籍类图书），其中1904-1949年的图书检索记录数达16.5万多条。（2）《民国时期总书目》。该工具书是一大型回溯性书目，由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6年出版，主要收录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收藏的1911-1949年9月间出版的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3）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L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简称“CALLSOPAC”）。CAUSOPAC作为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的联机目录查询系统，数据范围涵盖中外文普通图书、中外文期刊以及古籍，其中1904-1949年的普通图书和古籍检索记录数达31.8万多条。（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简称“民国图书数据库”）。该库的建设是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漏补缺而完成的，最终确定了15万种民国图书，目前有10.4万条图书题录数据可供检索。（5）《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目录?民国编》（全十八册）。该目录收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自成立以来至2013年6月底之前拍摄的民国时期图书8.5万余种。（6）《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该目录主要收录重庆市相关机构所收藏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期间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献，分为图书、期刊、报纸（包括缩微胶卷）、图纸四个部分，其中“图书”部分收录图书4.3万多种。（7）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简称“CADAL数字图书馆”）。该数据库是一全文数据库，目前收录晚清与民国图书15.9万余册。（8）“?x秀”数据库图书频道。该数据库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互联网图书资源查询系统，文献资源收录丰富，几乎涵盖所有中文图书，其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近代图书和古籍的书目或全文信息。（9）其他检索工具。如《全国总书目》（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1937-1945年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重庆市图书馆1957、1958年编印）等，可检索中国近代特定时期的图书信息。上述检索工具，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都存在遗漏。故欲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情况，必须综合、交叉利用上述检索工具，以相互补充或彼此印证。1.2数据处理对检索所得的图书题录信息，应对出版时间、出版地、图书类型、出版者等项进行相应处理。关于出版时间，主要以初版为准，其中一些丛书的出版年份显示为连续年份，则取起始年份。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的出版时间为1929-1931年，则取1929年；关于出版地，考虑1904-1949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多有变动，故“出版地”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为准；关于图书内容类型，主要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并结合图书馆图书出版实际稍作调整，如综合性图书中的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单独列为“目录文摘索引”类。（4）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燕京大学图书馆在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时便开始创办。该馆出版的书籍，以明清人著述为多，且多均为罕见之本。例如，清代洪仁歼口述、瑞典韩山文（T.Hamberg）撰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于1854年在海外出版，后又在海外被多方转载翻印，但国内则罕见其书，燕京大学图书馆便于1935年出版简又文翻?g、增改，洪业校订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英文铅印本，并将其归人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另外，该馆也出版一些时人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例如，1935年出版的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遗稿《春觉斋论画》。燕京大学图书馆刊行书籍的学术价值大都较高，如《春觉斋论画》被誉为“艺林圭臬”，其“一字一语，皆有至理”，可谓“后学之津梁，迷途之宝筏”。书籍的形式也多样，有西式铅印本，也有中式线装本；装帧质量也属上乘，尤以线装本为甚，正所谓“选料优良，用纸上乘，装帧精美”。该馆出版的书籍印刷量一般不多，除少数留作馆藏，多数用于交换、赠送或出售。另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索引工具书，其版权页上印有“引得编纂处”和“燕京大学图书馆”字样，故它们一般也被认为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物。这种观点可从《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刊载的本馆出版书目广告得以说明。例如，1938年11月出版的第120期《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刊载的广告《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书目》，就列有《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编，1933年出版）。4图书的类型分布与主要出版活动4.1图书的类型分布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类型几乎涉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各大类目。其详细分布情况见图2。4.2主要出版活动概述（1）古籍珍品的刊行。检索国家图书馆OPAC，近代图书馆出版的670多条图书记录中，显示为古籍的占90%以上。近代图书馆出版古籍珍品，尤其是刊行本馆的珍藏，是我国藏书楼刻书印书传统的继承，也是近代学术界的需要使然。据上述的文献检索结果，近代国立、省立、县立、大学、私立等各级各类图书馆大都有过此举。近代图书馆出版古籍珍品，一般采用传统的木印方式，且多为旧版新印。这些旧书版，一般源自既有馆藏，也有的是受赠、访求、搜集而来的。例如，江西省立图书馆先后藏有一大批珍贵版本，如宋代周必大的吉州刻本《居士集》50卷、元刻本《资治通鉴》290卷，胡思敬“退庐图书馆”（问影楼）所刻《豫章丛书》104种版片。1933年8月，该馆鉴于《豫章丛书》流传不广、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各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为介绍学术宣扬文化起见，特补刊残缺，用上等连史纸，选择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装二百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书”，共印行《豫章丛书》100部，每部“定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大多被全国各大图书馆购去。另外，一些图书馆通过修补受损书版印行古籍。例如，1942年、1943年，四川大学图书馆曾对馆藏的前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版分两期进行了修补、复印。其中第一期修整《周易王弼注（殿本宋岳氏版）》等书版25种1.1万余张，并复印成书。这些书籍除呈缴中央分发外，亦按工料成本价对外预约发行。至于新版新印书籍，则不多见，正如1935年陈训慈在《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一文中所说：“如豫馆（即河南省图书馆――本文作者注）之雕版者甚鲜”。20世纪30年代，河南省立图书馆曾访购未刊的乡贤遗著，专设书版室，新雕书版刊印“中州先贤丛刊”，到1936年该馆刻书处取消时，刻成《石田野语》《臆见随笔》《隐山鄙事》《书学慎余》《算法通义》《律吕心法》《几何简易》等16种。除传统的木版刊行外，近代图书馆也利用影印、铅印、石印等现代化方式出版古籍。影印的古籍，如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出版的明写本《通制条格》残卷；铅印的古籍，如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出版的清代奕赓著《管见所及》；石印的古籍，如云南图书馆1915年据日本明治17年的伊藤圭介重修版本出版的清代吴其俊著《植物名实图考》。（2）图书馆事业相关书籍及参考工具书的出版。检索《民国时期总书目》，在近代图书馆所出的图书中，“图书馆事业”方面的图书种类最多。另外，为提倡学术，发扬文化，一些图书馆也出版书目、索引、年鉴等综合类工具参考书。中国近代图书馆出于管理和便利读者之目的，一般都会编印本馆的历史概况、规章制度、使用指南、图书馆业务指导等图书馆实务方面的书籍，其中大多由本馆刊行出版。例如，江南图书馆出版本馆编的《江南图书馆详定章程》（1912年），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出版马宗荣编的《大夏大学图书馆指南》（1934年）。在图书馆出版的这类图书中，如果是涉及本馆的，一般为非卖品；如果是有关某一类或某一地区图书馆的书籍，则一般对外发行。例如，同济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国立同济大学?C概况》、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的《浙江全省图书馆概览（增订三版）》，在1935年8月31日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新书介绍”栏目，它们的书名后分别标注有“非卖品”和“壹角”的发行价（零售定价贰角）。这些书，有的对提升图书馆同仁的业务素养功不可没，如浙江省立图书馆在1931-1936年间先后出版刘澡的《图书之选购》，许振东的《图书之流通》，许振多、王文莱和郁望尧的《图书之典藏》，金步赢的《图书之分类》，陈豪楚的《?D书之征购》，对于规范浙江地方图书馆工作、提高服务水平起了指导作用。“历代藏书皆编有书目”，近现代图书馆也不例外。其书目出版，不仅是我国官府、私家藏书者刊刻书目传统的承继，更是近代出现的公共图书馆运动或新图书馆运动使然。这些书目的类型主要有馆藏总目、馆藏古籍各部目录、刊行书目、主题目录、私家藏书目录、捐赠书目等。馆藏总目录，如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1927年出版曹祖彬编《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33-1936年铅印出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馆藏古籍各部目录，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36年出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史部总目》；图书馆刊行书目，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35年出版本馆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印行的所木刻图书目录》；主题目录，如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1934年出版法国伯希和（P.Pettiot）编、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出版本馆编《抗战史料书总目录》；私家藏书目录，如燕京大学图书馆1938年出版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捐赠书目，如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出版本馆编《杭州孙氏寿松堂捐赠浙江图书馆书目》。目录只能指引读者查找有关书籍，而要了解、查找各种书籍的内容，则要靠“索引”这种工具书的帮助。我国近代一些图书馆，不仅注重索引工具书的编撰，还刊行出版不少索引类书籍，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CA-LISOPAC检索结果，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索引工具书有30条记录，如《礼记引得》《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历代同姓名录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等。这些索引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的工具书，极大地方便中、西学者检索和利用中国古籍。根据国家图书馆OPAC检索结果，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的索引有《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索引》《续碑传集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耆献类征索引》《先正事略索引》等数种，其中1935年出版的王重民、杨殿殉编《清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