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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编辑出版的成就与特点第一讲中国出版史历程一、中国编辑出版史主要成果（参考文献）（一）19世纪末至1949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卡特(ThomasFrancis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19世纪末至1949年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贺圣鼎、赖于彦《近代印刷术》陈彬和、查猛济《中国书史》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二）1950至1979年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皮高品《中国图书史讲义》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专题史料（七部，共250万字）钱存训《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Silk)，中文名《中国古代书史》（三）1980至1997年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钱存训《纸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中国编辑出版史主要成果（参考文献）陈原《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稿》伍杰《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丁景唐《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四）1990年至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收时期通史性专著专题性论著发行史研究成果印刷史著作断代史研究成果地区性研究成果图书文化成果（四）1990年至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收时期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人《中国印刷通史》（台湾、大陆两地出版）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冯鹏生《中国木版水印概说》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早期传播》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四）1990年至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收时期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四）1990年至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收时期周心慧《中国古版画通史》、《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10册）《中国出版通史》（八卷本，国家重点课题项目）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二、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特点1、编辑出版活动在世界上发端较早，具有连续性和传承性。2、文献载体众多，最先发明运用纸张，纸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历代皆重视图书事业，设立专门的编撰机构。--书籍成为辅助统治、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中央“重在教化”，民间则渐渐形成“敬惜字纸”、“唯有读书高”的心理传统。4、古代编辑活动具有编、著、校和一的特点--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编辑家往往兼有有学者身份。--务求质量，形成专门的治书之学，如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造就了历代不绝的大批编辑家。5、中国古代重视图书分类，很早建立目录学--刘向《别录》编辑思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郑樵、章学诚在著作中也提到系统分类目录的重要性6、拥有典籍的数量和图书类型的数量为世界各国之最。●至今仍存世的古籍有10万种左右。●门类丰富且有独创性。--如经学、训诂、小学、史学、方志、家乘、法律、文学、小说、戏曲、立法、佛藏、道藏等等。--方志是中国独有的书籍类型，现有方志8500多种。7、中国图书形制实用、美观并重，书籍制度成熟早并在不断完善。形制和装饰手法不断改进，日趋精美。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册页制度。8、世界上最先发明雕版、活字和套版印刷技术，形成世界最早、持续最久的印刷业高潮。9、历史上图书遭损严重，中国藏书史也是图书保护史。隋代牛弘的“五厄”说：秦始皇焚书；西汉赤眉军入关；董卓移都；刘石乱华；梁元帝自焚烧书。明代胡应鳞的“续五厄”：隋朝江都焚书；安禄山入关；黄巢进长安；靖康之难；南宋末伯颜入临安。近代祝文白再续“五厄”：李自成攻占北京；钱谦益绛云楼被焚；清高宗编《四库全书》时焚书毁版；太平天国战争及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日本侵华时炸毁上海东方图书馆以及在占领区劫夺图书。10、典籍宏富、编撰事业连绵不衰。（巨型类书和丛书）三国：《皇览》（八百多万字）唐代：《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玉海》、《太平广记》等。明代：《永乐大典》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三亿零七千万字）。清代：康熙时的体例完备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的《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三、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缺憾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文化发展和历史道路的曲折性——出版事业的先天不足。1、编辑著述方式：--编纂注疏占有很大比例，儒家经典的传、训、故、解、证、笺、章句、正义、训诂、校注等不一而足，重复累赘，束缚了创新精神和知识的更新；讲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类书以汇编为主，缺乏概述，强调综合性和淹博引证。由此造成原创性差，芜杂不精。2、图书内容忽视自然科学的应用技术整理。--儒家重德轻艺，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高度一致。3、印刷术发明后发展改进迟缓，活字印刷术未能普及推广。--学术更新慢、统治阶层轻视新发明、汉字特点本身的不利、工艺复杂。1、编著校合一：编辑人的学者化编辑活动往往集编辑、著述和校雠于一体--孔子编辑活动与教育活动合一，所编六书首先是教材。--司马迁学术功底深厚，《史记》编著合一，史著典范。--刘向对经传、诸子和诗赋无所不通，带领专家校理群书。--《永乐大典》主编解缙、《古今图书集成》主编陈梦雷、《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等都是一时大儒，多有私著。纪昀为翰林院侍读学士，除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以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等名著。四、古代编辑思想和制度特征1、编著校合一：编辑人的学者化古代校勘方法具有更高的学术性---现代史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校勘四种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这些校勘方法的应用比现代技术性的“校对”有更浓厚的学术性，是古代编辑思想的核心之义。1、编著校合一：编辑人的学者化原因分析---古代编辑活动是政治和学术的附庸，无正式的图书编辑出版机构；但相关部门都设有管书、校书的专职人员，使学者介入并并融编著校于一体成为可能。---古代学者著作一般身后编印，易形成编著校合一。---古代图书手抄和印刷造成很多谬误，同时对书籍的挖补篡改经常发生，就使得后人在辑编图书时必须根据各种版本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2、注释文化与编辑主体的政治化学术与政治难分难解（“学而优则仕”传统）---翰林院侍读大学士、编修等既是官衔又是学术象征。---清代陈廷敬曾参与纂修《清世宗实录》《清太宗实录》，修辑三朝《圣训》《方略》《一统志》《佩文韵府》《明史》的总裁判官，《康熙字典》总阅官；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权倾一时；---纪昀曾任清代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司马光《资治通鉴》是皇帝治国安邦的教科书，其头衔为“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2、注释文化与编辑主体的政治化经典原著和释义之作汗牛充栋（编辑主流）---古代经部图书竟达9906种，占总数的15．5％，仅易类就达1514种。---从东汉到魏晋，解释名物、文字的笺注之学成为治经主流，传至今天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等；南北朝后出现讲义式的“义疏”“正义”；宋朝学者自创新注，即宋学；清代学者以“恢复汉学”为旗而兴考据之学，据前人笺注作“疏证”。2、注释文化与编辑主体的政治化经典原著和释义之作汗牛充栋（编辑主流）---注经释典的传统也影响到史学、佛学、文学等学科。如裴松之所注《三国志》，金圣叹批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王夫之以其《读通鉴论》和《宋论》来表述其史学思想。---经典图书与相关注释历代相传，“好古，敏而求之”，注经传统形成传统文化的特质，铸成了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3、编辑无学：编辑人社会地位的尴尬性编辑活动已有百余年，“出版学”21世纪初取得学科地位。“编辑无学”观念根深蒂固。原因：---《说文解字》中释“编”为“次简也”，“辑”为“车和舆也”，编辑活动中的创造性被遮蔽。---“述而不作”思想及注经释典的传统不利于学科的形成；选题狭隘，无以激发创造性。---编辑活动的学术性使编辑人往往以学术和政治成就入史名世，扼制了编辑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