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升：新书籍史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

张升：新书籍史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西方兴起了文献学与史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书籍史研究。与传统的书籍史相比，新兴的书籍史注重将其视为整体史的一部分，更注重用社会史、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书籍，并且注重开发以往书籍史涉略较少的领域（如传播、阅读等），进而通过书籍来研究社会、历史。因此，学术界把这种书籍史称为新书籍史，或直称为书籍社会史。最近十几年，国内有一些学者对之作介绍，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学习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书籍史。但是，这些介绍和研究，更多是一些文献学研究之外的学者所为，而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对这种新变化视而不见。本人认为，新书籍史的出现，是西方传统文献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与突破，正可以为我们的古文献学发展提供诸多可以借鉴的启发和思路。一、西方的新书籍史以下主要就本人目前所读到的论著并参考相关介绍[1]概述西方新书籍史的基本情况，并附之以本人的评价。1、概述学界公认西方新书籍史研究兴起于法国,而且一般均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为标志。该书采用了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欧洲印刷书出现的背景及其生产经过、发行、消费、社会影响等情况，深入分析了书籍作为商品的传播方式，以及书籍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式,揭示了新书籍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费夫贺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而马尔坦是其学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该书是费夫贺策划的，因精力有限，他邀请马尔坦合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的合作，从现在来看，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它很好地诠释了文献学（西方多称为目录学）与史学的合作，并预示着其合作必将成为书史研究的新方向和典范。自此以后，西方书籍史研究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书籍史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高等研究实践院以弗朗索瓦·孚雷为首的学者合作出版了两卷本的《１８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该书主要论述１８世纪法国书籍的生产、传播、分布情况以及与群体心态的关系。该研究继承了《印刷书的诞生》所采用的研究路径，将计量系列法大规模地应用于书籍研究，而且，将书籍出版发行与社会心态联系起来，希图借助研究书籍探明１８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演变[1]。兴起于法国的新书籍史很快就得到了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响应。例如，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979)即是一部影响巨大的新书籍史代表作。通过该书，我们了解到：启蒙运动是从一笔投机生意开始的；《百科全书》是出版史上最伟大的出版物之一，也是当时一笔最大的生意之一。这个故事本身就挺吸引人，而且其写作方法与一般的历史学著作也不同，类似于报告文学的写法。在书中，他根据详细的档案资料，论述了这笔生意的开展情况，进而分析了出版过程对启蒙运动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传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此外，罗伯特·达恩顿还发表有一篇著名论文“什么是书籍史”(WhatistheHistoryofBooks)，提出了新书籍史上著名的“传播循环”模式(communicationcircuit)，认为作者、出版商、印刷者、销售者、读者是一个循环传播的过程[2]。美国文化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L.Eisenstein)花了十七年时间写作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1979)也是一部书史巨著。该书涉及印刷史、技术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史、欧洲史、传播学等诸多方面，对诸多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其将印刷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印刷机从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促成了这些历史巨变。她所展示的宏观视野，将书籍、印刷机与整个社会的巨变联系起来谈，很有震撼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罗杰·夏蒂埃(RogeChartier)撰写了《近代早期法国印刷品的文化功用》(1987)，主编了《法国出版史》(Histoiredel’editionfrancaise,四卷本)和《西方阅读史》(AHistoryofReadingintheWest)等大部头书籍史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将书籍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在对阅读史领域开拓上。与之前简单地通过书籍的统计来分析集体心态不同，其指出了从书籍到心态之间种种复杂的变量：读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读。由此开始，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成为了书籍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指出并详细论证的：印刷文化与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欧洲的科学革命也是拜印刷术之赐。关于这一点，在《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中有集中的讨论[3]。该书基于书籍史对科学书籍的进化性描述与文本分析，探讨了书籍与科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此外，相关的著作还有很多，读者可参考《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所附的“西方书籍史参考文献”，《书史导论》所附的参考文献以及何朝晖在该书译序中补充的一些参考文献。综上所述，新书籍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下：其一、研究范围书籍是什么？书籍是一种商品。从商品的角度，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的产生、流通规律。书籍如何创作？书籍史也关注书籍是如何写出来的,也就是书写史。与此相应的是关于“作者”的研究得到很好的开展，如作者的身份、权益，作者与书籍、读者的关系等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书籍是如何生产的？从手抄本到印本，是一场革命。书史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因此，书籍史简直就如同印刷文化史。书籍是如何流通的？学者展开了对销售网络、盗版、国家审查制度等研究。书籍如何被阅读？由朗读到默读，由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均意味着书史上的巨大转变。围绕阅读史，研究者展开了对识字率、不同阶层读者的藏书偏好、特定地区的阅读取向等主题的研究。阅读习惯、阅读方式及阅读大众集体心态的变化等等问题，目前均成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其二、研究方法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直接推动了新书籍史研究的兴起。此后，书籍史研究更是融会了传统目录学、文化史、文学批评理论、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理论，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其三、研究结果在西方，新书籍史逐渐发展为一门成熟而独立的学科，一门为诸多人文社会学科所关注的显学。一些大学开设有这门课程，并出版了多种教材，成立了一些书籍史研究中心，开过多次研讨会，至于相关的著作则更多[4]。2、评价新书籍史现在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要作定评还为时过早。以下谨就本人之认识，对西方新书籍史作一简要评价：其一、扩大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将两者很好地结合的研究模式。新书籍史著作突破了早期印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与问题意识，将研究推进至社会史、文化史领域,开拓了阅读史、传播学等重要论题,并以这些论题为切入点,探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兴起等欧洲近代史的基本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视野。其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这是新书籍史的特色之一。其所采用的方法有年鉴学派的计量方法，文学理论上的文本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学、心态史、观念史等方法。其三、提升了书籍史的地位。书籍史从来没有如此被重视过，也从来没有被认为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其四、将阅读、读者、文本等讨论引入书史研究中，很有启发性。例如，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文本批评思想，否定作者对文本的权威性与创造性，认为作者一旦将作品交给社会，作者就不复存在。这对书籍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一些学者据以探讨读者问题，指出文本的意义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读者对之的期待。其五、新书籍史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也存在很多争议。即便是在目前，其中一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例如：A、欧洲中心观[2]。西方学者谈书籍的历史，基本谈的是欧洲的书籍史。至于中国，偶而提到，但绝少，而且也不够重视。可以说，中国在新书籍史研究中仍处于边缘位置。B、一些方法也应检讨和改进。例如，计量方法是新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惯技，但是，有的学者将这一方法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进而用到思想史、心态史研究上，则不一定合适。C、新书籍史研究越来越强调主观的作用，有逐渐淡化书籍本身的趋势。例如，书籍应该是新书籍史的中心，是一切问题的起源和直接导向，但是，新书籍史更重视书籍的产生、销售、流通、传播与阅读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衍生出的诸多问题，而忽略了书籍本身。可以说，新书籍史的表现是：重文本，而轻书籍；重读者，而轻作者；重过程，而轻结果；重理论，而轻考证；等等。书籍往往被过于主观地加以推理、构想和诠释，其最终结果必将是“书籍之死”。D、新书籍史研究是从传统文献学发展起来的，最后还要反哺文献学的研究。而现在的研究，其研究距离传统文献学越来越远，似乎成了新书籍史学者自说自话的一套东西。二、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受新书籍史研究的启发，西方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以社会史、文化史、阅读史为切入点，开拓出了中国书史研究的新视野，其中包括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Brook),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McDermott)、包筠雅（CynthiaJ.Brokaw）、周启荣(Ka-iwingChow)、贾晋珠(LucilleChia)等人。1、概述[3]1996年《清史研究》（LateImperialChina）第17卷第1期推出了中国书史研究专号，这是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书史研究的较集中展示。法国书籍史家夏蒂埃为该期撰写了长篇导言。该期的作者包括卜正民、贾晋珠、周启荣和包筠雅等人，他们均为著名的书史研究者。2005年,包筠雅与周启荣共同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图书文化》(PrintingandBook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2005)出版。这本论文集收入了包筠雅、周绍明、贾晋珠、马兰安(AnneE.McLaren)、何谷理(RobertE.Hegel)、柯丽德(KatherineCarlitz)、罗友枝(EvelynS.Rawski)、安妮·伯卡斯-查森(AnneBurkus-Chasson)、孟久丽(JuliaK.Murray)、徐小蛮等十位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晚明至清的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探讨，包括城市与乡镇的图书出版与市场、阅读群体的构建、晚清畅销书、满文书籍的出版等多个主题。在以上西方中国书史研究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包筠雅。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包筠雅代表作为《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书业》。作者通过多次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从一个在国内较少人关注的四堡的刻书入手，分析了其刻书之风的形成、销售路径、刻书种类等。与传统的研究不同，她的研究更倾向于书籍社会史而不是印刷史。例如，她认为，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虽然地狭偏僻，但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4]。周启荣。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周启荣教授的代表作《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利》，从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探讨起，认为明代的中国书价比西欧的便宜，士大夫普遍能买得起书。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书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出版的商业化等问题[5]。此外，周氏在《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一文，秉承了其前书的主要思路，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分析了明清印本书的书价，认为明清时期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周绍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周绍明教授的代表作为《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中译本为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从一个不起眼的鞋匠的读书生活入手，探讨了从宋代到清中叶雕版印刷业兴盛时期的书籍生产、发行、阅读、流传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如本书书名所示，书籍史，实则应该是书籍社会史。中国的书籍史如何书写，本书的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吸收了西方书籍史的方法与视角，中西比较的方法，长时段的考察，书籍、阅读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贾晋珠。美国加州州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