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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社会历史批评理论1、社会批评的若干核心概念解说（一）环境环境在社会批评方法看来，是文学形态的关键性制约因素，“环境”这一概念被许多批评家使用过，但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有不同的内涵，但概括起来大致有几方面内容：一，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地理条件等因素。环境与艺术的关系可以在两个重要方面体现出来：一，艺术模仿环境。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分析了许多例证，以说明艺术作品是对创作者所处环境的模仿，当然，艺术对环境的模仿不是简单的描摹，而是选择性模仿，或曰重构性模仿。二，环境与艺术的制约关系。环境与艺术不是简单的“环境制约艺术”的关系，准确的说，环境与艺术是一种互文性关系，即彼此交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二）道德文学作为现实的阐释而具有影响社会的巨大功能，因此，历来的批评家大多都对文学持有“教化”的诉求，即要求它遵循提升人类精神品格的准则来实现其存在的意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当然也出现过相反的观点，如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批评观等，他们力图使文学仅仅成为无功利的审美样式，但这种努力自身就已经隐含着对文学教化功能的承认，他们不过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某种对文学的立场而已。实际上，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文学必然是道德的。（三）结构社会学批评中的“结构”概念是由法国批评家戈德曼提出来的，他说：“在对人类事实，特别是哲学、文学或艺术作品(这三者，我们将冠以‘文化’这一全方位性的术语)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能把它们与物化科学根本区别开来的内在决定性。如果要严格地考虑人类事实，就必须按照‘结构’的一般概念，并且加上限定性术语‘有意义的’来界定它们。”2、案例：社会历史批评法与《桃花扇》真实性：别林斯基在论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首先强调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他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真实是“所描写的人物和其现实中的范本的逼肖。”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符合、相切近。他认为一部真正的艺术品，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的，否则就失去了力量。而其对真实性的考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2、考察人物的真实性，看人物是否合乎身份，人物性格发展是否合乎逻辑，人物的情感是否真实可信。《桃花扇》中，侯方域作为“复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担当着除奸灭恶的历史重任，这样一个人，本来应该明辨是非，穷凶极恶，要将一切朝廷蠹虫拔出干净。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却拥有着和以往文人都具有的懦弱以及不通事务的劣根性。他生活豪放不羁，对人情世故不求甚解，就连在阮大铖加害他的时候，他也没弄懂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这样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他们空有报国之志，却没有救国之力，这就决定了像他这样的文人，完全不可能撑起拯救明朝的担子，他的性格特点为明朝的分崩离析做好了情节上的铺垫。3、考察细节的真实性，看其是否造成逼真的效果。侯方域的性格在前后有着迥然不同的变化。从一个柔弱的浪荡子变成了一个投身史阁部军中、浴血救国的壮士，这么大的转变不可能是人物的猛然醒悟。侯方域的变化，实际上与李香君在《却奁》一出中的表现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一个男子，看着自己的妻子意气风发，毫不怯懦地与恶势力周旋，他怎么可能不产生审视自己一番的想法。在李香君的感召下，侯方域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蜕变，在这细节的安排下，包含着男主人公彻底改变的暗线，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典型性：典型可以说是时代的浓缩，是作品的灵魂，每一部作品都需要典型来支撑其成为经典的依据。一个成功的典型，往往展现了一个年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与社会历史环境，典型便是研究文本的重要对象和首要选择。2李香君可以说是中国戏曲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了。她本是明末的一名妓女，但和董小宛、柳如是一样，虽然是地位低下的青楼女子，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性格和品行上都比前朝的妓女要刚烈和正派。在面对阮大铖设计拉拢侯方域的奸计时，李香君表现出了一个烈女子的良好品质出来，她通过一系列“拔簪脱衣介”强调自己不是爱慕虚荣的女子，要与阮大铖撇清关系：“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我妆奁，便要循私废公，哪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愿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穿不妨，布荆人，各自香。”一句话彻底粉碎了阮大铖拉拢侯方域的阴谋，人物的个性跃然纸上，既符合明末妓女异于前朝的价值观，也符合其作为一个女子，一切以辅佐丈夫为己任的夫妻之纲常。在阮大铖逼婚的时候，她更是显出一代烈女的典型，她以自己的头颅撞地，誓死守楼，绝不向恶势力低头，她的胜利，代表着广大弱小百姓的坚强意志，也是对历朝妓女丑陋形象的完美颠覆。此外，一大批舍生取义、廉洁自守的英雄义士和一大批沽名钓誉、卑鄙下作的奸佞小人的对比刻画，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弘光亡国史”的悲壮与必然。思想倾向性：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仅应该是真实的，还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对文学作品真实性的考察必须要以作品的思想倾向性为前提，看其是否反映出历史的趋向和时代的本质。孔尚任是清初的戏曲家，他真真切切地是一个明朝遗老，再加上他又与一大批有名族气节的明代移民结为知己，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这更加加深了对南明王朝兴亡历史的认识。所以，孔尚任写《桃花扇》的感情上必然掺杂着国朝的情绪，他所撰写的《桃花扇》，是要写“明亡痛史”，其中侯李的恋爱不过是宾，是衬托，桃花扇上所系的南朝兴亡治乱，才是作者所要认真评述的。在南明末年、清兵入关之时，中原汉族人之间的内战的格局已成定势。在纷乱的时局下，这些汉族人不去思考怎样抵抗外敌，而是一心要整治自己的私敌，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已经被演绎过多次而不爽。中国人喜欢打内战，不喜欢居安思危，孔尚任总结出一点，南明的最终灭亡，不就是因为那些朝廷官员监守自盗，将大好的江山拱手让给清朝的统治者的吗？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二、马克思主义批评1、意识形态批评关键词（一）倾向性“马克思曾经多次贴提及古希腊的悲剧诗人都是“有倾向的”；恩格斯在评价拉萨尔的悲剧创作时这样写道：“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里，他强调作家的倾向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创作时，他更是把作家的思想感情倾向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应起来看待，认为，伟大的艺术家总会克服自己的主观倾向，而忠实于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二）、离心结构“它的基本思想是：艺术作品是一种独特的形式结构，这一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它受制于意识形态，又与它保持偏移和离心，保持着一段能够审视意识形态、甚至瓦解意识形态的距离（三）、政治无意识他认为，任何阐释都是建立在对文本改写的基础上的，一切批评理论都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先地位的主要代码，以此来对文化对象进行转义重述。他认为，“批评的过程与其说是对文本的内容的阐释，倒不如说是对内容的显示，是将被各种无意识压制力所扭曲的原初信息和原初经验重新揭示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这种显示所要解释的是内容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扭曲，因而不能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无意识压制力机制的描述分割开来。”“3三、精神分析批评（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要素1、、心理结构理论：意识与潜意识2、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系统理论本我本我（id）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完全隐没在无意识之中，它主要由性的冲动构成。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本我是人们所有的热情、本能和习惯的来源，是遗传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它没有道德观念，甚至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本身。换句话说，“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尽快发泄由于内部或外部刺激所引起的兴奋，本我的这一功能是实现生命最基本的原则。”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或译“唯乐原则）、寻求欢乐和躲避痛苦是本我最重要的功能。自我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间者。自我的功能是控制和指导本我与超越，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自我是有逻辑，有理性的，并具有组织、批判和综合能力。自我所遵循的不是“唯乐原则”，而是“唯实原则”。这里的“实”，就是外在世界存在的东西。“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自我的作用就是调节“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自我主管人们维持正常而守法的生活。如一个人肚子饿了，他不能胡乱地往嘴里送东西，他必须辩认外部世界提供的东西是否能吃，直到找到可食用的东西再往嘴里送，在这里，起着作用的是自我。又如，每个人都有满足本能欲望的要求，但社会又不允许本能的任意性行为，自我就指导着人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法纪秩序，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求满足本能欲望的方式，从而使个人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与社会规范达到一致。一句话，自我是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复杂心理过程与心理结构。“它掌握着行动的通路，选择它要反应的环境特征，决定有哪些需要要满足，满足需要的先后如何”。超我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是理想的东西，超我分为自我理想和良心，需要努力才能达到，它是完美的而非快乐或实际的，它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者。超我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它是“一个从自我内部的分化”出来的“自我理想”。超我象一个监督者或警戒者，设法引导自我走向更高的途径。当自我对本我的要求屈服时，它会惩罚自我，使人感到内疚，自卑甚至有罪。而对自我和本我斗争的胜利给与奖掖，产生自豪感。超我是人类理想的源泉，一切完美的追求都产生于超我。3、精神分析批评的主要内容A、文学本质与特点：被压抑欲望的满足和无意识的升华B、创作心理与创作过程：精神病的同道和艺术家的白日梦（二）案例：分享作家的幻想和揭示“俄狄蒲斯情结”4“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源出于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意为儿子生来对母亲有着某种性爱，而对父亲则有着嫉妒心甚至仇恨。“俄狄浦斯情绪”是弗洛伊德对文学批评的一个独特贡献，也是对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第五章第四节里，在分析《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时第一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美学思想的最早表现，这一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加以发挥和发展，并且为整个精神分析学派的批评家所沿用。弗洛伊德说：我根据自己对古希腊悲剧的知识，提取了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故事的相似之处，从而为乱伦欲望发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弗洛伊德认为，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再到陀思妥耶夫斯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都表现了一个共同主题：“俄狄浦斯情结”。在《〈俄狄浦斯王〉与〈哈姆莱特〉》中，他认为《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感动从古希腊至现代的每一位观众，其“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我们每一个观众可能面临与俄狄浦斯同样的命运，具有共同的“俄狄浦斯情绪”：“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的第一个仇恨和屠杀愿望指向父亲。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事情就是这样”。关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弗洛伊德认为与《俄狄浦斯》来自同一根源。他说，哈姆莱特“在完成指定由他完成的复仇任务时的犹豫不决”，既不在于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也不在于他的智力麻痹了他行动的力量，而在于哈姆莱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莱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篡夺王位并娶了他母亲的人进行报复，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他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四、神话原型批评案例：俄狄蒲斯作为替罪羊的原型俄狄蒲斯作为替罪羊的原型费格生主要是运用原型批评的剑桥学派的方法，认为俄狄浦斯这部剧作同远古时代为了维护自然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将国王或神作为替罪羊杀死或放逐的古老仪式密切相关，俄狄浦斯王也可以说是一个“替罪羊”的原型。费格生在文章中声明他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是建立在剑桥学派的代表理论家弗雷泽、赫丽生、墨雷等关于“希腊悲剧的仪式的起源”研究的基础上的。要想真正理解费格生从神话仪式的角度对俄狄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