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一、形象学的定义和特点1、定义。20世纪60、70年代，比较文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它就是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它研究的是异国的形象。简言之，形象学是作家及集体想象物对作为他者的异国和异民族的想象。举例一：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1、西方眼中的明媚中国形象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白晋——《康熙帝传》门多萨神父——《大中华帝国志》伏尔泰——《孔夫子：中国哲学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斯诺——《西行漫记》西蒙·波伏瓦——《长征》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是一个停滞的帝国。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黑格尔“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孟德斯鸠“如果承认中国的历史很悠久，那么愈悠久愈应该向他们提出批评，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是不完善的：一群如此富有才智的人，不是增加自己语言中的词量，而是无限地增多口音；不是把方块字中的一小部分组合起来，而是无限地增多方块字的数量；这令人不可思议。”——狄德罗2、西方眼中的黑暗中国形象中国人“虚有其表，思想极为贫乏”。——卢梭“荒凉的夜幕笼罩着遍布水田和沼泽的中国……恐惧、荒凉、残酷、迷雾、狂乱，在那个永远黑暗的国度里，重重叠叠挣扎着的人都陷入同样的绝望中，饥饿、贫穷、虚弱、愚昧无知，萎靡不振，混浊的河流像地狱中的血，从那里流向生活。”——马尔罗《人的状况》3、漂浮不定的中国形象坐标举例二：西方眼中的中国人形象1.哲人王(philosopherking)通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研究,西方人发现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哲人———孔子,是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四书五经赋予中国皇帝以贤明、旷达,使他们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于是一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哲人王”便诞生了,并成为西方“中国热”的一个重要方面。2.中国佬约翰(JohnChinaman)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一变而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转为批判、憎恶、蔑视。在美国,“中国佬约翰”是一个对华人劳工的蔑称,最早出自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Harte)的笔端。华人劳工在19世纪50、60年代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做出过贡献,曾一度受到美国人的亲善,被称为模范移民。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部经济前景的暗淡,华人的勤劳、节俭变成威胁美国白人生存的“邪恶”力量,美国公众开始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布勒特·哈特发表于19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短篇故事。3.付满楚(FuManchu)最充分体现“黄祸”论调的文学人物是“付满楚”(也有人译为“付满州”),他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最初出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Rohmer)之手,成书之前首先在英国杂志上连载,受到关注。1913年,罗默发表了小说《付满楚博士的秘密》(TheMysteryofDr.FuManchu),付满楚成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角色。罗默一生写了很多关于付满楚的小说,包括13部长篇、3部短篇和1部中篇。付满楚邪恶、凶残,令人恐惧而又充满诱惑。4.查理·陈(CharlieChan）查理·陈是一位著名的华人侦探。1925年,由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创造。查理·陈则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他具有处理复杂案件的非凡能力,在探测作案动机和与恶人周旋方面表现出老谋深算的智慧。但美国人并不是丝毫不带种族偏见地塑造这一形象的,查理·陈谦卑、温和,对美国人恭敬顺从。尤其是其神秘的行踪,满口的“子曰”,使他更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成为美国读者和观众的笑料。5.功夫(KungFu)李小龙在银幕上是正义的化身,从道理上讲这应该是西方塑造的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中国男子形象,但事实并不如此。李小龙虽然武艺高强,但不近女色,缺少人情味,只知蛮打蛮拼,毫无对女性的温情和绅士风度,这是西方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剥夺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画成性冷淡、性无能的后殖民心理在作祟。二、形象学发展史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早在比较文学争取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时候，当时的研究者就已经注意到了异族异国形象的研究。法国是形象学的诞生地，路易—保尔·贝茨于1896年在《关于比较文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判研究》中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形象研究在比较文学发展初期就被列为其学科任务之一。比较文学的早期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在定义国际文学的交流时，用“影响”、“机运”、“模仿”来说明社会与文学的关系，虽然没有提及形象学，但在法国学派的传统研究中也已经包含了一些形象学的因素。例如，在“媒介学”中，旅游者、传教士、流亡者都是“媒介者”之一种，他们写下的游记、札记、报告中普遍存在着异国异族的形象，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会把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进行对比，看其偏离的程度，论及导致这些偏离的原因，这其实是形象研究初期必须做的工作。形象研究要从影响研究中脱离、存活，必须摆脱实证主义的拘囿，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同文学、文化的冲突和交流（这其实也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上来。这一新的方向体现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的《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文学：创作、成就、期限》等著述中。综观这一时期的形象学研究，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异国异族形象的存在，但对形象没有明确的界定，其研究方法也主要借鉴影响研究的方法，所以，形象学还没有成为比较文学中的一门专门的分支学科。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学者把形象学视为比较文学应优先研究的内容。让-玛丽·卡雷为此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首次对形象学做了较精确的定义“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卡雷于1947年写了《法国作家和德国幻影，1800——1940》一书，分析了1800年至1940年政治和文学、感情和理智的相互作用对法国树立德国形象过程中的影响，从实际研究上把形象学引向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所以后人一般把卡雷视为现代形象学的奠基人。卡雷的学生基亚对形象学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其所著的《比较文学》一书中为形象学单辟一章《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书中认为形象研究“不再追求抽象的总结性影响”，而是“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形象研究的基本原则正式被提了出来。20世纪60年代，主张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异军突起，他们对法国学者倡导的形象研究颇有微辞，认为“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像、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做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学派之争让美国学者看不到形象学与影响研究的实质性差别，看不到形象学的创新意义。巴柔的《从文化形象到总体想象物》一文系统的论述了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了在文学和关于异国的集体神话间存在着什么关系的问题，他把“他者”形象的定义作为当代形象学的核心，使之与传统形象学区别开来。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借用更使形象学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图景：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分析异国形象背后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挖掘形象的性别隐喻和想象等；新的研究方法如符号学、接受美学对形象学在方法上进行了扩充。形象学终于以“学”存在，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三、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一）形象学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的形象的异同首先，从范围来看，形象学的形象只限于异国异族形象，而文艺理论所讨论的形象却可以是异国异族形象，更多的是集中在本民族文学中的自我形象或外国文学中刻画的本民族人物文学形象。所以文艺理论的形象研究范围比形象学的范围要广泛。但另一方面，形象学的形象除了来源于虚构的文学作品外，还可以来自游记、历史文献、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等，即“一切精神产品”，而文艺理论的形象只能来自虚构的文学作品，从这一点看来，它的研究范围又要比形象学窄得多。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山海经》《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孽海花》其次，从存在方式看，文艺理论的形象通常局限于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只作为刻画人物的手段去研究。而形象学的形象可以是人物形象，还可以是器物（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塔）、风俗（如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阿拉伯婚礼）、景物（如18世纪在西方的中国园林），甚至是观点（如认为中国哲学是原始哲学的观点）、言词（如鸦片战争以来称西方人为“洋鬼子”），也即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想象的总和”。仅仅把形象学的对象局限在人物形象上，显然是不够的。法国比较学者在形象研究中十分关注“套话”，套话在形象学中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它是他者形象在文本中的最小单位，如欧洲人常用“鹰钩鼻”指犹太人，中国人用“老毛子”指俄国人，用“大鼻子”、“洋鬼子”指西方人。套话对异国异族进行描述时，省略了推理的全过程，是在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的凝固看法。第三，从研究重点看，一般文学形象往往被看成是作家个人艺术独创的结晶，对其研究的重点是它的独创性和逼真性，探讨某一形象是否具体、生动、饱含感情，是否给人以实感，使人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否反映了现实（真实性、典型性）以及能否体现作家的创新。形象学认为隐藏在异国异族形象背后的是创造者自我民族的形象，它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起决定作用，形象映照的是形象创造者的自我形象。因此，形象创造作为作家的个体行为处于次要地位，更强调的是作为中介的形象，研究的目的也并不在于求证这些形象于现实符合与否（异国异族形象往往与事实不符），而是形象形成背后的文化差异。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只充当了一个媒介。法国学者把这种在“他者”形象创造中起支配作用的，来自其所属社会的影响源称为“社会整体想象物”。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不同作家笔下的“他者”形象，都受制于各自的“社会整体想象物”。研究吉卜林笔下的印度，康拉德笔下的刚果，罗伯·格里耶和加缪笔下的非洲，都不能忽视当时殖民主义侵略、发现新大陆、探险这样的文化语境。现代形象学的关键是“他者”观念的确立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注视者、他者以及注视者和他者的关系来展开。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中，他者形象与注视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1、注视者注视者是当代形象学研究的重心。他者形象既然是注视者借助他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那么，注视者在建构他者形象时就不能不受到注视者与他者相遇时的先见、身份、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注视者创建他者形象的基础，决定着他者形象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态。早期的形象学注重有事实关系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当代形象学研究重心已转向形象制作主体或注视者一方，它重视形象制作主体或注视者一方对他者的创造式阅读和接受。在创造式想象和变异理论观照下，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他者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他者形象指涉的范围虽比一般文艺理论涉及的形象范围狭窄，但他也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肖像、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就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的研究范围。“他者”的两种形象•1、再现式想象：是将异国形象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