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固化的形成、成因、对策一、中国社会阶层趋固化的演变过程中国社会阶层逐渐趋固化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前以身份制度为主导划分社会阶层的阶段(1978年以前)。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开始设立户籍制度,严格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区分开来,阶层之间的边界表现为制度上的户籍。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户籍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小。政治身份制度又将各个阶层固定在各自的政治边界和社会经济生活边界,政治身份的不同使各阶层间的社会地位悬殊。2.以身份制度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划分社会阶层的过渡阶段(1978年-200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原有的户籍制度和政治身份制度等一系列阻碍社会成员纵向流动制度的取消而发生了大量的社会流动,中国原有的阶层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各个阶层也都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规模巨大的社会阶层流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人的能力、努力成为推动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3.社会阶层结构与阶层位序的定型化(2000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应地,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尤其是优势地位阶层与劣势地位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导致阶层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增强,下层阶层成员进入上层阶层的阻力增大,大规模的社会上升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减少。二、中国社会阶层趋固化的成因1.不合理的二元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随意地流动,社会阶层结构固化。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慢慢地松动,国家进行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些大城市开始逐渐放松户口指标的限制。但是,城乡二元体制仍是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最大动因。2.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一个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社会有利于阶层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强烈的激励机制,促进社会进步,因此,西方各国都积极创造条件,特别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机会均等,通过完善民主法治,加强人权保障,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公平竞争。3.改革开放以来允许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释放经济活力,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下,国家采取了允许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在此政策下,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个社会也为此在公平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改革开放30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远远超出0.45,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不公平。三、应对阶层固化的对策与思路在政策设计上向弱势群体倾斜,让下层阶层具有向上流动的能力和希望,规避执政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一)制衡权力、驾驭资本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改革之前的中国,国家权力无所不至,国家权力范围的不受制约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生产力效率低下,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只有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打破权力垄断与寻租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才能从根本上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为此,有必要做出以下努力:第一,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赋予人大代表对官员真正的监督权力。第二,建立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权力的运行机制如组织政治组织,提高人民对权力的监督,解决权力的制衡问题。(二)化解阶层矛盾,拓宽各阶层表达意见的渠道。当前阶层结构固定化的趋势会直接导致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的产生。社会各阶层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差距过大,会让生活在底层的人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被剥夺感。政府应建立让各阶层的意见得到通畅表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不同阶层的摩擦和碰撞。第一,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地反馈不同的意见,允许各个阶层畅所欲言,掌握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根据各阶层的不同要求制定合理的政策,协调各阶层利益,通过协商和妥协减少不同阶层的摩擦和碰撞。第二,建立协调国家和个人利益的社会组织,形成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近些年来,地方性群体性事件多发,如贵州瓮安事件,河北定州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等。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明公民亟需表达自身基本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然而能够连结国家和个人的纽带、承担表达民众基本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社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在市场和政府都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领域,要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应增加相应的社会组织,协调各阶层利益,表达中下层阶层的需求,化解社会风险。(三)建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党需要领导政府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阶层发展创造一定条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防止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平。构造一个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络,包括失业救济、伤残保护、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保险、贫困扶助等。首先,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全国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政府搭建城镇弱势阶层的就业平台,通过就业改变现状才是根本途径。再次,政府需要协调社会力量,让社会承担相应责任。政府应拓宽社会救助渠道,应充分协调社会各界提供社会保障的物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