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贫困文化.

论贫困文化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贫困看作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他们从不同方面对贫困进行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发展的力量就会像打开栅栏后的野马一般狂奔而出。但是，许多发展的经验却表明，事实并非如他们分析的那样，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也很难看到发展的一线曙光。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过分倚重物质或经济、技术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忽视一些更为内在的因素的潜在，例如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或思想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同时，在文化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性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企图把经济的发展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必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发展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一）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贫困或是发展来说亦不例外。尽管在今天看来，诸如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等环境（或物质）因素对贫困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但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里，这些因素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他们的命运，的确具有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在这种社会里，物质的限制对于落后的贫民们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贫困、落后，从物质着手，也就合乎他们的愿望与要求了。这也是传统社会漠视现代文化、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环境等物质因素比在复杂的或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这样称呼的文明社会里更具约束力或神秘力量，就丝毫也不奇怪。一旦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够认识环境，并能主动地改造环境的时候，现代性也就呱呱坠地了。它首先意味着人能够摆脱环境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从神、命运或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解放，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环境决定贫困论”对于贫困者可能是一个真理，因为当他们在环境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的贫困又决定了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狭隘关系，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贫困，还不如说是贫困决定了他们的“环境”。实际上，还是他们的文化内在地起着作用。相对于“环境决定贫困论”来说，将贫困视作一个经济问题，认为贫困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一种较为时新的观点。诚然，贫困的经济学描述、分析，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感性认知、明确的数量指标、精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政府机构的政策行为，以及对反贫困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测和评估。但是，却不利于对贫困真相的认知，因为它在强调贫困的经济学意义、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分析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⑴。如果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脱离了贫困主体及其观念、思想和社会心理，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毫无用处，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经济开发计划，或者他们对经济发展项目的看法与实施者大相径庭，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经济开发计划或项目，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实际中全然行不通。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发展，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发展观”，只是盲目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如果这些人民自身还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英格尔斯（AlexInkeles）的这句名言除了讥讽贫困者以外，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无视贫困者文化的热情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现代化改革家们。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考虑贫民的想法、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即他们所拥有的贫困文化（cultureofpoverty）。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Families–MexicanCaseStudiesintheCultureof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可谓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个人心态与群体互动关系兼具。实质上，他是把贫困看作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城市“贫民区”（或下层社会“Underclass”）的实证分析之上，至于乡村型的社区贫困是否完全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的研究却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二）那么，什么是“贫困文化”呢？“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是同一个概念吗？“贫困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接下来，有必要具体地讨论一下“贫困文化”这个概念，厘清其含义及其主要特征。在许多文章里，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注意到二者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的，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一词加以区别。“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我们不妨也将它分为绝对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前者是指知识贫乏，乃至无知、低能；后者是指其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所言，“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Tylor，1871）⑴。这是对“文化”一词最早的较为正式的定义，但却不是唯一的定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文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式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鲁克洪(C.Kluckhohn)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等对“文化”所下的160多个定义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这些定义基本上都很接近，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已。他们认为：“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各种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文化的本质内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传统的观点，一是与之相关的价值观。”⑵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名词来概括，不妨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⑶。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贫困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不得不首先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对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必须面对贫困的事实，并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正所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⑴，即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极少会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广大贫困乡村普遍存在；而那种“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安贫乐命的落后心态，在一些贫困山区并不鲜见；对一些长期接受政府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人要知足，适可而止，钱挣多了会扎手，心想大了会扎肺，树大必招风，何必做出头的椽子？！”⑶他们自卑自贱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因而，一个贫困乡民（Peasant）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很显然，如果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只要不破坏他们现有生活的平静，维持他们脆弱的“收入——消费”平衡）；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在他们面前流产。荷兰当代家皮尔森就曾注意到：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清除贫民窟，将居住者迁入较好住所的计划，常常遭到强烈的抵制。他认为，“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虽然恶劣但却熟悉的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被他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已被承认很久的个性”⑷。其实，这种现象在的贫困乡村极为常见——挂在贫困乡民嘴上的俗语便是：“饿死不离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譬如，在“贫瘠甲天下”的“三西”地区，国家始于1982年决定从贫困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向河西、黄河可垦灌区计划移民70万人口，但遇到的阻力却令人“费解”——越穷越移不动，贫困者的反应是“人，住惯了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份”。截止1988年，在已完成的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江湖的手艺人⑸。近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实施的“迁移扶贫”和“吊庄移民工程”中，也都遇到类似的阻力。由此可见，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⑹。贫民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topoverty)”⑺。——贫困文化是穷人自我维护的需要。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物品的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⑴。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Hertzler）也认为，文化（或制度）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某一生活的经验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所言，“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每一个文化里都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无者。在这些需要的推导支配之下，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经验的统合；需要的迫切性愈大，则相关的行为愈能达到相合一致的情况。只要一个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则纵使最不调和的行为经过不可思议的转变之后，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