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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和宋诗的比较之前的话：比较唐诗和宋诗，应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本人学识有限，虽然勉力为之，终不甚得要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选用了两首诗，分别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和宋代诗人苏舜钦的《淮中晚泊犊头》，做一管中窥豹。如果任意选取两首诗来比较，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在这里，我选取了两首情景相似，各自地位差不多的两首诗来讨些说法。如果有贫嘴的地方，请见谅。草成此文，搏君子齿冷。滁州西涧淮中晚泊犊头韦应物*唐苏舜钦*宋独怜幽草涧边生，春阴垂野草青青，上有黄鹂深树鸣。时有幽花一树荫。春潮带雨晚来急，晚泊孤舟古祠下，野渡无人舟自横。满川风雨看潮生。（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诗歌更加是独领风骚。其中又尤以唐诗为甚，其字词境象，已臻于化境。宋诗无疑是继唐诗之后的一座丰碑。宋诗虽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是唐诗确实已经达到了天人相半之境地，出招不循定例，在有意无意之间，又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循。宋诗宋人无此心境，亦无此多新境（文房四宝频频入诗可见），而多处于有意之间，欲以人巧夺天工，难免落了下风。（二唐诗和宋诗虽可说是道同殊归，但是毕竟风格迥异。然而细查《滁州西涧》与《淮中晚泊犊头》二诗，前者固然颇具唐诗之神韵，后者却也堪称宋诗之“另类”（这“另类”二字用在这里，似乎用于比较的两首诗并不典型，其实不然。我们要做的，是较高水平层次上的比较。凡夫俗子，村野匹夫的诗最多了，却是做不得数的。），都纯以情景胜。韦应物是唐玄宗时一诗坛才人，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称，名重一时。早年为人极尽豪爽，至后来心性大变，趋于平和。《滁州西涧》一诗充分展示出诗人的这种变化。就“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二句，传达了诗人转向内敛，渐欲看淡世情的心境，工于锻意而辞皆凝练自然，情致闲淡秀雅，意象清寂幽远。无怪乎朱老夫子评之为“无一字造作，气象尽真。”而与韦之“附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相比较，只能令人疑为两人所作。与“独”句意境相类的韦诗，还有“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之类，皆凝铸陶谢（陶渊明谢灵运）而从王维，但仍明明白白的透露出一种个体的情绪色彩。再者，此二句于一静(幽花)一动（鸣）之间，给人一种感官上强烈的对比，颇有些不让摩诘公专美于前的味道。《滁州西涧》之三四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尽显诗人功底，令一首小小的七绝于曲曲折折重中陡生新意，颇见高远。由一草一鸟转至无主野舟，写景由远及近，转换之间有如天马行空。这倒也不足为奇，华妙之处却在于这两句所令人联想起来的一幅画面：茫茫一水，习习春风，弥弥夜幕，绵绵春雨――――一叶孤舟，然后就浑然忘了还有所谓的文字存在，令人顿生“一叶扁舟轻帆卷”的冲动。风雨侵袭之下，小舟便若无主浮萍，但却任凭风吹浪打，而我自巍然不动，成为了整个意境，整个画面的中心――颇俱禅宗“以静制动”的说法。乍一看来，此二句给人一种萧索之感，但当我们把握到诗人此刻的心境，把握到全诗由上而下顺承下来的情感，却全无身世浮沉，山河破碎的哀叹，“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出世之感油然而生。（当然，景无二样却心无二同，正所谓“心远地自偏”，境由心生。）或曰：“天下之诗，莫出二句：“一曰意句，一曰境句。””于此，意境尚可分否？（三）方才说了《淮中晚泊犊头》是宋诗中的另类，到底是怎么个另类法呢？宋诗既异于唐，褒扬者可以说她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贬低者可以说它枯淡生涩，不及前人。这些都只是一家之言，且不必理会。但平心而论，宋后八百年，诗之成就未有超出于宋者，此乃一不争事实。宋诗取唐人不齿入诗之物如笔墨纸砚之类入诗，长于说理而短于抒情，只能说是剑走偏锋。纯粹之宋诗如陈师道之“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然而宋诗中亦不乏纯言风情而以情韵胜者，《淮》即其中之一，其余如苏轼之“梨花淡白柳深青”之类，在此就不一一赘叙了。谈诗免不了要谈作者，苏舜钦与梅尧臣并称“苏梅”，与欧阳修一起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中流砥柱，一扫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苏舜钦诗本极尽豪迈，却又能做清新小调，用评稼轩语“才人伎俩，不可估量”来评价，虽有些过，却也不遑多让。“春阴垂野草青青”，一片碧海横波，苍翠欲滴，此乃一大景。“时有幽花一树荫”，真个暗香浮动，我见犹怜。此乃一小景。睹大景而有踏青之意，赏“幽花”而生呵护之心，此乃人之常情。诗人把两者放在一起，看似略有矛盾，实乃机关算尽。只因无论何种文艺方式，其中由对比产生的美感，总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又至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二句，此中又别有天地。苏舜钦是范仲淹改革集团的一员干将，诗人于文学于治国，都是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但改革虽然合于时政，却不为顽固势力所喜。在保守派占尽上风的当时，失败是改革唯一的结局，贬谪是改革者唯一的归宿。诗人或是贬至外地，晚泊犊头，本为眼前夜景所感，无奈压抑不了那颗忧国忧民之心的躁动，虽当朝权贵的鼠目寸光，对改革的处处掣肘时不胜唏嘘，盼望有一天群小去尽，改革得行于天下―――“满川风雨看潮生”七字的底蕴，皆出于此。借眼前之壮景，激发自己被消磨殆尽的壮志雄心，诗人真个好男儿。四）两首诗虽是各有千秋，但依某愚见，终究是韦诗胜出一筹。其一，前两句两诗同为写景，同用对比，韦应物倾注了浓厚的个人情感，令人全然分不清楚到底诗由景生情还是由情生景。苏舜钦诗则于此略显苍白无力，更惶论两种对比的优劣。其二，“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被人们千古传诵，自然并非浪得虚名。十四个字，各人因心境不同都可以产生出一系列的想象。苏舜钦则毕竟压不下心中的那股豪情，从前两句的“无形”落入“有形”。其三，就字词而言，韦应物字字锤炼而字字自然。苏舜钦自然则自然，锤炼则未必。苏诗倒是颇具劲力，但终失于祥和，以《诗品》论，不过中品而已。当然，苏舜钦诗野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前面所说的种种优点仍然历历在目。其豪气就远非韦应物所及，于此，则不是论诗的重点。苏诗终究在意境，手法上落了下风，这也注定了苏更加适合于做一政客，而非文人。苏诗的缺点也就是一般宋诗的缺点：句虽新奇，而意不深远，乍观有效而久诵乏味。说是“异类”，苏诗仍然脱不了时代的樊篱。汉唐盛世已去，我华夏何时才能再说一句“虽远必诛”？宋朝数百年基业，只是一直内忧外患。其气不再，其势已渺，其文如何？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不同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人，更创造了不同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激情飞扬的是唐；“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落雪泥”平淡瘦劲的是宋。不同的气象，映出不同的时代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唐诗“主情”与宋诗“说理”间绝然的差别，唐宋诗本一脉相承。在诗歌中发议论始自唐代杜甫、韩愈；而好的宋诗，更是将理趣以生动形象的意象作情趣表达。宋人的可贵，正在于有因有革，这才创造出双峰对峙的局面。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