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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转载]馆藏：乾隆皇帝四十宝玺印艺术赏析▲01“乾隆敕命之宝”清乾隆寿山石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面13.3cm见方，通高13.4cm，纽高5cm。宝四周浅浮雕夔龙及曲线纹饰，上部雕形态各异的螭龙，其印体和边饰的做法，与雍正元年（1723）刻制的“雍正御笔之宝”如出一辙，可知乾隆帝此宝是利用宫中原存的早期成品刻制的。此宝应专钤于乾隆帝发布的敕书之上，其地位与“二十五宝”之中的“敕命之宝”相同，为乾隆帝诸宝玺中规格较高者。——撰稿：郭福祥▲02“田黄三联玺”清乾隆此联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连在一起。左“乾隆宸翰”，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中“乐天”，椭圆形，高1cm，长径3cm，短径2.3cm；右“惟精惟一”，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玺文“惟精惟一”“乐天”皆出自于儒家经典。以“惟精惟一”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常与“奉三无私”“乾隆宸翰”一同使用。“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乐天”之义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义即“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自然之理，故不忧也。”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乾隆宸翰”为阳文篆刻，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乐天”亦为阳文，两字居中，左右饰以螭纹，使玺面富有动感。这种字、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惟精惟一”为阴文篆刻，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采取回文法排列，错开相同的两个“惟”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和谐美观的效果。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清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且随身不离，至1950年方将其交出，经有关机构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撰稿：任万平▲03“太上皇帝之宝”清乾隆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撰稿：恽丽梅▲04“五经萃室”印清乾隆印面3.2cm×3.4cm，通高7cm。印青玉质，长方形，蟠龙钮。印面篆书“五经萃室”。“五经萃室”与“八徵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印为一组，同贮于一木匣。“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是乾隆皇帝晚年经常使用的宝玺。为了使用方便乾隆帝下令制造了几十方“八徵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与不同的宫殿名印合成组印，这是其中的一组。五经萃室位于昭仁殿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此印有经火烧过的痕迹。——撰稿：恽丽梅▲05“乾隆御赏”竹根印清乾隆长2.1cm，宽2.1cm，高1.7cm。▲06“乾隆宸翰”方石印清乾隆长3.6cm，宽3.6cm。▲07“敬天勤民”玺清乾隆白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6cm，系黄色绶带。玺四周刻乾隆御制《敬天勤民宝四言诗》。清代皇帝制作“敬天勤民”之宝始于康熙帝，是一方檀香木宝，一直存放于乾清宫中，质地虽不贵重，但却是反映康熙帝思想的重要实物。鉴于此，雍正帝继位后，便把一方原来刻有“万几余暇”四字的康熙白玉交龙纽宝上的印文磨去，将“敬天勤民”四字仿刻上去，仍存放于乾清宫中，并把康熙帝原檀香木宝妥善保存。乾隆帝继位后，遵照雍正帝的成例，仍然把这方宝玺单独存放于乾清宫中，并于乾隆十三年（1748）命工匠把他的《敬天勤民宝四言诗》刻在宝的四周。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火灾，雍正帝重刻的白玉“敬天勤民”被焚毁。于是乾隆帝又命令重新制作一方，不仅印文一样，同时也将《敬天勤民宝四言诗》原样进行复制，这就是此方“敬天勤民”宝。关于一再复制“敬天勤民”宝的原由，乾隆帝曾有过解释：“皇祖御书钤用诸玺，皇考制箱以藏之，惟留是宝于外以钤用御书。予小子敬遵成典，收藏皇考御宝时亦留是宝于外，常钤用焉。是宝也，经三世而一例宝用，且将垂之奕禩而无穷，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可以说，雍正、乾隆帝之所以一再重镌康熙帝“敬天勤民”玺，更多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康熙帝“敬天勤民”的宝贵思想。他们重视的并不是宝玺本身，而是“敬天勤民”四字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正如乾隆帝所说：“匪贵其材，实珍其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敬天勤民”不仅是康熙帝的座右铭，也是雍正、乾隆帝的为政之本。宝玺本身的一再复制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所蕴涵的深刻意义的理解。——撰稿：郭福祥▲08“所宝惟贤”玺清乾隆寿山石质，卧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4.5cm，纽高1.9cm。此玺与“乾隆御笔”“德日新”为一组，相配使用，钤诸御笔书画之上。“所宝惟贤”语出《尚书·旅獒》：“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说明“宝贤用能”的重要性。正如后人所释：“宝贤生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矣。”乾隆帝于此亦深有感悟，将其视为定国安民的根本。故有“圣人养万民而不能不赖贤之时亮天工。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圄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寰区至广也，生民至众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其敝精劳神而迄无成功，亦不待烛照数计而龟卜矣。自古贤王劳于求贤，逸于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贤则劳，毋论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实，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贤，而天下之万民，不可以一日而不养”的论述。乾隆帝将此为文入玺，以明其求贤若渴，绥远抚近之心迹。——撰稿：郭福祥▲09“归政仍训政”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3cm见方，通高5.6cm，纽高2.7cm，附系黄色绶带。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在宣布传位皇十五子颙琰，并于次年新正举行禅位大典同时，又颁布谕旨：“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此后，“训政”便作为乾隆帝的合法权力和施政方式，时时出现于其言谈话语中，并在他归政后切实执行。“侥幸已躬最无射，频繁眷佑愧难承。虽云归政仍训政，两字心传业与兢。”“今又届元夕，风月清佳，余揣精神纯固，训政如常，实为高年盛事。”“自丙辰元日授玺，心愿符初，迄今已阅三年，而训政敕几，仍未敢一日稍懈。”“归政仍训政”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权力运行的基本机制，一直延续到乾隆帝去世为止。他以此约束嘉庆帝，保证了国家政治仍然按照他的意图运转。在乾隆晚期诸玺之中此玺尤为重要。——撰稿：郭福祥▲10“信天主人”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长方形玺，汉文篆书，玺文两边围二升龙图案。印面宽2.5cm，长3.2cm，通高5.5cm。乾隆皇帝早年曾著《开惑论》，仿四子讲德之意，设为春秋硕儒、臻成大夫二人问答，其文中有：“枭瞷文身，无不内属，慕义归仁，鸿庸爰建，千古未闻。若子者所谓菽麦未辨，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信天主人乃召大夫硕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谓楚即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其中的“信天主人”乃乾隆皇帝自称，取“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意。乾隆在七十五岁时又作《信天主人自箴》诗云：“开惑昔年著论曾，信天爰以主人称。谓危反用成安屡，逮失还资为得仍。事定不堪迥回忆，途长惟益励心兢。信天天眷古稀有，顾我何修遇此能？”亦表达了乾隆帝以“信天主人”为号的意旨。——撰稿：郭福祥（资料源于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皇帝四十宝玺印艺术赏析（二）▲11“乾隆宸翰”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荷塘小景方形玺，汉文篆书。面8.4cm见方，通高15.2cm。此玺用昌化鸡血石刻治，印石鸡血虽然不多，只丝丝缕缕散布于顶端，但质地却极温润，近似于牛角冻。尤其是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不同的色彩巧妙构思，精心布局，使之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如篷的荷叶密密而布，点点红蕊或含苞，或怒放；荷丛中双鹤漫步，悠闲自得；鸳鸯比肩而游，鱼儿嬉于水底。荷叶之间有蜻蜓、蜘蛛、青蛙、小蟹、鹭鸶等鸟虫，生机勃勃，使人自然联想起南国水乡的迷人景色。整个作品设计新颖独特，雕琢精微细腻，形象生动传神，被人喻为“巨灵妙手，小幅丹青”，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是乾隆帝宝玺中雕制最为精美者之一。该印本为文人印章。印体四周山石间有时人题记多处，书法灵动，词句隽永，极富韵致。其中前面石上作者题款云：“莲塘三十里，四面起清风。鸳鸯飞不去，只在藕花中。己卯夏日过西湖，见莲花烂漫，摹之于石，以博大雅一哂云尔。”可知此印制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取材于西湖景色。通过题记，不难想象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相当满意，并经常和朋友同好一起品评的情状。这件当初抒写文人雅兴的案头清供，是什么时间、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宫中收藏的，今天已无从了解。乾隆帝将其刻成御用玺印后，同样爱不释手，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画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风雅皇帝的文人情调。▲12“乾隆御笔”玺清乾隆田黄石，子母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7cm见方，通高6.2cm，纽高3.5cm。此宝与“所宝惟贤”“德日新”为一组配合使用，是乾隆帝宝玺中钤用较多的一方。如著名的“三希堂”匾上就钤有此玺。▲13“惟精惟一”玺清乾隆昌化石，随形雕苏轼《赤壁赋》文意，汉文篆书。面6.9cm见方，通高11.9cm。贴黄签一，上墨书“惟精惟一御宝一方”。“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言之所以为君治民之心法，恰如孔颖达注疏所云：“居位则治民，治民必须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经也，物所从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为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盖言为人君者，应“精”、“一”兼执，修行己身。乾隆帝以此为玺文刻制了多方宝玺，此为其中之一。此玺与“乾隆宸翰”相配，钤诸御笔书画之上。▲14“古稀天子之宝”清乾隆碧玉，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9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5.2cm。宝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古稀说》。此玺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年乾隆七十万寿。稽诸史籍“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但在乾隆帝看来，其中前面四君均是不足为法的，余下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虽为创业之君，于国于身皆有建树，但仍不乏“礼乐政刑有未遑焉”的遗憾，而把他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于是便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以纪念之，并作《古稀说》云：“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未归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此时的乾隆帝还相当明智，虽自负但不自满。“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且明，勿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他要做到“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样才把“犹日孜孜”作为“古稀天子之宝”的副章相配使用。透过这方“古稀天子之宝”及其产生的背景，恰好反映出乾隆帝那种壮志未泯，雄心未已，励精图治而且是相当自负的精神状态。▲15“八徵耄念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1cm，纽高5.4cm，附系黄色绶带。宝之四周阴刻乾隆帝御笔《八徵耄念之宝记》曰：“予年七十时，用杜甫句镌‘古稀天子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