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检验

DISCUSSIONPAPERSERIES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IndustrialEconomicsDepartment,NanjingUniversity讨论稿No.080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检验魏守华姜宁吴贵生IED2010-1-21版权所有©魏守华姜宁吴贵生2009。本文任何两段文字以下的引用或转载无须授权，但须标明出处。1引用时，请参考：魏守华，姜宁，吴贵生：“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检验”，《财经研究》，2010年第1期（第60-72页）。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检验魏守华1，姜宁1，吴贵生2（1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210093；2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100084）摘要：运用1997-2006年面板数据，本文以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创新努力（R&D活动）为基准，实证分析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从中发现：本土技术溢出中，大学等科研机构对产业创新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产业空间集聚的溢出效应呈不稳定性特征；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中，出口学习对创新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外资R&D活动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国际技术溢出效果与开放程度、开放模式关系时发现：就开放程度来看，国际技术溢出效果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就开放模式来看，外资R&D主导型模式的溢出效果不明显，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溢出效果较明显，而双重推进型——―引进来、走出去‖模式的溢出效果很明显。关键词：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国际技术溢出；高技术产业中图分类号：F062.4;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收稿日期]2009-10-25[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空间分布特征的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批准号7067305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自主创新战略与国际竞争力研究”（批准号05JZD0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聚经济、知识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批准号07JC790047）；江苏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本土创新与国际技术溢出对江苏产业创新的实证研究”（批准号BR2008034）。[作者简介]魏守华（1969-），男，安徽巢湖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姜宁（1957-），男，江苏灌南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贵生（1947-），男，安徽贵池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一、引言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溢出被视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被广泛关注(Feldman,1999)。Griliches(1992)把技术溢出解释为：―基于相似的研究而彼此互惠‖，还指出―R&D溢出不仅存在而且十分重要，其社会回报率明显高于私人回报率‖。中国作为技术后发国家，除了R&D努力之外，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技术溢出而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争议激烈的话题。一种观点强调本土创新的重要性，如路风、慕玲(2003)通过对中国激光光盘播放机工业发展经验的分析，强调本土创新才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获得竞争优势的原因。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利用国际技术的重要性，如江小涓(2002)强调FDI的技术扩散、技术竞争和技术应用等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升有重要意义。两种观点不仅是学术争论，而且涉及中国技术战略选择的问题，即后发国家是靠本土创新还是国际技术溢出取得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产业技术来源呈多样化模式，航空航天制造业等行业以技术封锁下的自力更生为主；化学药品制造业等行业以开放环境下的引进吸收为主；而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则以全球化环境下的自主创新为主。不同开放程度与开放模式下，国际技术溢出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客观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技术战略选择的效果。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多集中在评价FDI、出进口贸易、技术引进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中国创新的影响(沈坤荣、耿强，2001；等等)，而结合国内产业环境定量评价本土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同时评价不同开放程度与开放模式下国际技术溢出效果差异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对内生增长模型扩展的基础上，将本土和国际技术溢出纳入一个计量模型实证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第一个学术贡献是探讨了本土技术溢出的内涵及其测度，具体来说，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空间集聚指数测度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运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产学研结合度测度大学、科研院所对产业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本文的第二个学术贡献是深入对比了不同开放程度与不同开放模式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果，具体来说，运用虚拟变量中的序数变量(ordinalvariable)方法，考察高、中、低不同开放程度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果；还运用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term)方法，考察外资R&D主导、出口主导及两者交互主导开放模式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果。二、理论与假设（一）内生创新努力。以Romer(1990)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源于3R&D活动的投入及其对知识存量的有效利用。基本模型为：ttAAHA,(1)式中，A定义为技术进步增长率，AH代表研发(R&D)活动，tA代表可利用的知识存量。Romer的模型中1,表明创新增长率是R&D部门努力程度的函数，且(AHAA/)反映了一个可持续的增长率。但Jones(1995)却认为和可能小于1，存在遏制长期可持续创新的可能性；而Furman等(2002)则提出，当0时，表明当前的R&D活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standingonshoulderseffect)‖；当0时，表明当前的R&D活动由于前期―涸泽而渔(thefishingouteffect)‖而出现低效率。对内生增长模型参数的争议，引发了一些改进参数的研究，如Furman等(2002)研究OECD国家创新能力时，增加了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创新环境、科研与产业部门联系质量等因素。受上述研究启示，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准，选择本土技术溢出和国际技术溢出为参数考察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二）本土技术溢出。对于本土技术溢出效应，我们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角度解释，还运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从知识生产部门(大学、研究院所)对产业的知识溢出角度解释。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产业空间集聚具有技术外部性，有利于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聚集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分两类，一是专业化经济，另一是多样化经济；前者以Marshall-Arrow-Romer为代表，简称―(MAR)外部性‖；后者以Jacobs为代表，简称―(Jacobs)外部性‖。中国高技术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如集聚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事实上，无论是国家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战略，还是昆山等地方政府近期―选资‖、―选项目‖加强产业配套能力的举措，都在努力创造集聚的产业环境和增强技术溢出效应，但另一方面，各类产业园区之间产业同构，甚至恶性竞争也可能阻碍着技术溢出。我们把产业空间集聚作为测度本土技术溢出和影响产业创新的一个因素。以纳尔逊(Nelson)为代表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有较强的渗透作用。Jaffe(1989)构建的技术一致性指数创造性地评价了大学等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的溢出效应；Sternberg(1996)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五个工业化国家为例，论证了政府R&D活动和高技术产业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卡斯特尔和霍尔以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英国剑桥、日本筑波、韩国大德等案例说明大学等科研机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有重要影响。北京―中关村模式‖就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支撑高技术产业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北大方正、联想、清华同方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受益于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技术溢出；4西安阎良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四川绵阳的长虹等众多知名高技术企业则受益于来自政府属军工科研机构的技术溢出。我们把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知识溢出作为测度本土技术溢出和影响产业创新的一个因素。（三）国际技术溢出。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发源于一国的知识与技术日益加速跨越国界，促进了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其中，FDI和国际贸易通常被视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Coe和Helpman,1995；等等)。国际上关于FDI和跨国公司研究的热点由基于总量生产函数(APF)对产出的影响，转向基于知识生产函数(KPF)对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的影响(Liu和Buck,2007)。FDI和跨国公司R&D活动的溢出效应表现在：首先，跨国公司由于对投入品前后向产业联系的需求而帮助本土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其次，本土企业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或管理人员流动提高创新能力。再者，本地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不得不通过―干中学‖、模仿跨国公司创新性项目等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关于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外许多学者用不同数据和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正反两方面效应的证据都存在，总体上，存在着―抑制论‖、―促进论‖和―双刃剑论‖三种观点(范爱军、韩青，2007)。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为FDI和跨国公司研究的补充或替代方式也被众多学者所关注(Liu和Buck,2007)。如Coe和Helpman(1995)关于进口贸易中的国际R&D溢出效应是经典的研究。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关于技术进口的数据波动性很大，这里只分析出口学习的溢出效应：首先，供应商、客户等上下游联系是一条重要的技术溢出渠道，出口企业可从国外客户获得技术帮助或通过具体要求而改进技术，如欧盟对中国家用视听产品―绿色技术‖的要求而促进国内家电业技术进步。其次，相对于非出口企业通过贸易壁垒、市场壁垒等方式自我保护，依靠国际市场生存与发展的本土企业，不得不以快速、持续的创新来应对国际市场竞争，依靠―一劳永逸‖的技术是难以持续生存的。再者，从国外客户获得市场信息有助于出口型企业创新，尤其在当今―快鱼吃慢鱼‖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彩电、手机制造等行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出口导向-自主创新战略，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东莞和苏州塞车，全球电脑市场动荡‖就是中国利用外资生产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而在世界市场上有重要地位的写照。因此，我们把外资R&D活动和产品出口作为衡量中国高技术产业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并假设其影响着本土企业创新。三、模型与数据（一）模型。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本土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取5决于内生创新努力、本土技术溢出和国际技术溢出的综合作用，其中，本土技术溢出包括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知识溢出，国际技术溢出包括外资R&D溢出、出口学习效应，构建以下模型：,01,12,3,4,1,,,,ln(ln)(lnln)ln()ln()itititititititititiYUniCluFrdExpDRDHRDControlln(2)模型中，Yi,t代表本土企业创新产出，i代表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t代表年份；DRDi,t代表本土企业R&D经费，HRDi,t代表本土企业R&D人员，两者反映内生创新努力程度。Uni、Clu分别代表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知识溢出、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Frd、Exp分别代表外资R&D溢出效应、出口学习效应。П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集(企业规模和资本强度)，ε代表随机扰动量。鉴于大学基础研究、出口学习的滞后效应，滞后一期。变量的解释见表1。表1变量的定义、测度方法和含义变量缩写测度方法和含义新产品产出强度y本土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除以总销售收入，以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反映本土企业的创新产出产业集聚效应Clu空间集聚指数与某行业R&D经费之积除以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