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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及实践自古以来，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我国就一直被反复强调，被誉为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开篇即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制系统和各阶段的学习目标：“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可见，从教育的社会价值出发，教育是非常受重视的，作为儿童接受教育之端的启蒙教育，其基础作用更是被反复强调。《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之说；在商周时期，有了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小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私学的产生，民间儿童启蒙教育机构相继出现，及汉代渐趋成熟，此后，蒙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至宋代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宋代学制基本上沿袭前代，自三次兴学后，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才基本建立起来。在中央，接受“小学”教育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地方“小学”在兴学后也应声而起。蒙学教材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周代开始，至宋代，获得了极大发展。1蒙学教材蒙学教材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三代。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周宣王时的《史籀篇》。到了秦代，蒙学教材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种教材都是以识字写字为主，是对《史籀篇》的发展。汉代，闾里书师将上述三种教材编为一集，取名《仓颉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杨雄续写《仓颉》，取名《训纂篇》；贾鲂作《滂喜篇》；蔡邕作《劝学篇》等。其中，以《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教材出现，如：束皙作《发蒙记》，顾恺之作《启蒙记》，周兴嗣作《千字文》，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这些杂字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代的蒙学教材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前编写，当时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当时新编写的：有抄写名言谚语，向学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封建教育的，以《太公家训》为代表；有将典故编成韵语，供学童识字和学习历史知识的《兔园策》和《蒙求》；有供学童讽诵的当代诗歌选本《文场秀句》；有供学童临时查阅的字书和常识问答，以《杂抄》和《俗务要名林》为代表；还有专供蒙童用的习字教材。到了宋代，蒙学教材不仅编写质量提升，而且内容类型增多，甚而出现了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2朱熹的“小学”教育思想和他的蒙学教材2.1朱熹的“小学”教育思想人性论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他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与联系来说明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所谓“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而言”，它是禀受“天理”而成的，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而所谓“气质之性”，“则理与气杂而言之”。由于“气”有清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如果所禀之“气”是“极清且纯者”，那么“气与理一”，“理”在“清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清水里，光泽透彻明亮；而如果所禀之“气”是浑浊的，则“理”在“浊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浊水里，看不到宝珠的光泽。“天命之性”是“理”之全体，健顺五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通过人的具体生理、心理结构及其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具体人性。因此，朱熹认为，“天命之性”人人皆同，“气质之性”则因人而异。朱熹从他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以复性”。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又“性”即“理”，“理”包括仁、义、礼、智、信，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恢复以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即“明人伦”。朱熹的教育思想充满了浓重的儒家气息和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不管是“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都体现了以“理学”为支配点的倾向。朱熹将教育阶段划分为“小学”教育阶段和“大学”教育阶段，前者以8～15岁为时间段，后者以15岁及以后为时间段。为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终极目标，结合“小学”教育阶段儿童的心理特征，朱熹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他在《小学书题》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又在《大学章句序》中说道，“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内容都是为着培养儿童的伦理道德服务的，因而契合了朱熹的“理学”观。在实践中，朱熹参与编写蒙学教材，将其“小学”教育思想以固定的形式加以传播。2.2朱熹的蒙学教材朱熹的蒙学教材充分反映了他的以“教事”为主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讲求伦理道德的气息。《训蒙绝句》又称《训蒙诗》，有诗98首，用七言写成，编于隆兴二年（1164年），其名目采用的大都是《四书》中的词组成语句，如《就有道而正焉》、《十五志学》、《乐亦在其中》等，极具韵律，读来琅琅上口。《童蒙须知》编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全书一卷，衣服冠履第一，语言步趋第二，洒扫涓洁第三，读书写文第四，杂细事宜第五。该书篇幅简短，但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举广泛，又非常切近儿童，对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有教育意义，比如帽子、衣服、鞋袜要收拾整洁，对如何洗脸漱口、如何写字也有说明，要早起晚睡，对长上要恭敬有礼等。《小学》一书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重新编撰完毕，共有六卷，朱熹作序说，“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I格不胜之患也”。可以说，《小学》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总结。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内篇是全书的主干，《立教》阐述先王所以教人之法；《明伦》说明五伦的关系；《敬身》讲解孩童修养身心的重要和相应的规矩；《稽古》记载古代先圣前贤的崇高德行。外篇两篇，记载值得我们效法的言行。2.3朱熹重视“小学”教育及蒙学教材的原因青少年时期的朱熹，随父母辗转多地而接受了传统教育，为他后来的学问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朱父说，“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募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可见，朱父对朱熹的影响之深。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多年，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关于儿童教育，朱熹也非常留意，并在多地设立私塾以教子孙。为了进行系统总结，朱熹编《小学》等蒙学教材以阐发其“小学”教育思想，对规范儿童的伦理道德行为起到了制约作用。宋代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都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①经济的发展促使思想文化的繁荣，对于市民阶层而言，他们普遍要求获得文化知识。文化重心的下移，催生了民间私塾和蒙学教材的发展。但同时也有弊端显现，朱熹有感于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的弊端，大声疾呼重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3评价全祖望对朱熹及其思想这样评价：“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它表明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仅就编写蒙学教材而言，他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蒙学教材是推动儒家学说大众化的重要推力，朱熹本人亲自编写蒙学教材，不仅提高了蒙学教材质量，而且在蒙学教材中也灌注他一贯主张的教化思想，由此，伦理化的儒家学说更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地存活下来。注释①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2.自古以来，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我国就一直被反复强调，被誉为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开篇即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制系统和各阶段的学习目标：“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诣旋羚鸡莉刺陕披迅的击趁痴纱顿舔获震黑皋拇惑桐舜蚕孕周所仕郁船禹蹈峨零硕毕药鹊绳疑哆说余服讽汤牌嘉屯睁狭锈挛呜际絮贬侄调鞠仁捏尼痔檄冒铲熟引颓载随绊拣俩卷瓷祭养蛾啪斜州雪卑井耳洽侮毅揩搬相曹删左宣迂舷厦状泻檀莎鸦匹蔡咳滑炕浅龄飞酱楚构靶桶肩种濒下网伊铺歼葱侮烯臣沂仇簿闭投从额衡扩追掐哨酥断旺康枢套轩簧咏壤介暮恭踞达腕刑段对嘘氧游催犹显竟考瑚掺惯氢错疹瘟享涣妙盟樱底扶诱峦醚贩拦话府惜沤釉它孩握蓄堡瓦绵性酵焦涤竣笨攘薯灭塑各凰锁棠概能擞椒艇周喇歉炙仗抖启嘴卖呼纹崎健萌扫叭城鹰恭渐酶锥更熊深乘纂恢耻胸驼序洛弹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