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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的军队在泓水决战。这场战斗在历史上还是很有名的。这场战斗在《韩非子》里是这样被记录的：宋襄公与楚国军队在泓水对阵，宋军先于楚军列好阵势。于是宋国的右司马劝宋襄公趁楚军渡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拒绝，他说：“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不重（chong，二声）伤，即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这是战争中最基本的人性的体现。同时，当“敌人处于险地时，不能乘人之危；当敌人陷入困境时，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搞突然袭击。”结果是“楚人已成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之死”。这一点上，韩非子实际不客观了，宋襄公是三年以后才死的。宋襄公因为这场战争，在国内就到了很多指责，在后世也背了很多骂名。•成得臣：“宋君好名无实，轻信篡谋。”•李宗闵：“若乃诵前圣之言，守已行之制，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随，夫如是，可谓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为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尝为德化矣，不问可否，语必援经，不量人心，动必据古，於是天下烦溃，从而丧之。此不知变之祸也。昔者宋襄公尝为仁义矣，楚人尚诈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兴商道，霸诸侯，一战而为敌所执，再战而身死国削，为天下笑。此不知时之祸也。”[25]•钱时：“无义师之实而欲假义师之名，虑敌之不周，防患之不密，以致身殒国丧，如探笼阱而屠之，遂使流俗之论谓王者之兵真无用于后世。后世非诈谋不可，皆宋襄公、成安君之徒实误之也。”[26]•苏轼：“宋襄公，疑于仁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27]•毛泽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29]春秋打仗讲“礼”不以阴谋狡诈取胜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国（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的“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后世批评宋襄公证明贵族传统在中国断裂•这种贵族精神什么时候开始被“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所取代？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