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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一、背景知识与文本解读•四、结语•三、文质之争的外延•二、文质之争《出三藏记集》又名《出三藏记》，是中国齐梁时代著名佛教律学大师、佛教文史家僧佑（公元445——518年）的主要著述之一。「出」:即译传出；「三藏」:即佛教经、律、论三类典籍；「记集」:即记录编集之意。文本来源该书内容的四大组成部分：一撰缘起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概而言之：《出三藏记集》是僧佑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汉的翻译、编撰、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法句经序法句经序讲了什么内容?第一段解释了法句经的名义及来历；第二段叙述了此经在中土译传的经过情况,提出了翻译佛经的标准问题;第三段指出此经在印度是初学佛教者的启蒙经典。法句经序目标文本的译文译文：《法句经》也是法言。近世葛氏传出七百偈《法句经》，偈颂的含义极为深奥，译出之后，其义模糊不清。佛生在古代无法遇到，他的言辞无法听到。加之，佛生于天竺，天竺语言发音与汉语相异，称天竺书为天书，称天竺语为天语，对事物的称谓不同，因此传译实在不容易。唯有从前的兰调、安侯世高、都尉安玄、严弗调把胡文译为汉文，审慎得体，后世很难有这样的后继者。后来的传译者，虽说不能达到严密，但尚能重视经文的实质，大略体现经文的旨趣。首先是维祇难，他是天竺人，在孙吴黄武三年（公元二二四年）到达武昌，我从他那里得到五百偈的《法句经》，并请维祇难的同伴竺将炎译为汉语，竺将炎虽然精通天竺语，但不通晓汉文，他的翻译，有的是音译，有的是意译，语言质朴。开始时，我嫌他的翻译不典雅，维祇难则说：「对于佛教的语言，应该把握其含义而不用修饰，领会其道理而不强求文法的严密，对佛经的传译，做到明白易懂，不丧失其义理，那就是好的翻译。」在座的人也都说：「老子云：『悦耳动听的语言不可信，可信的语言不悦耳动听。』孔子也说道：『书想不能道尽全部语言，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思。』这表明圣人的思想是极为深邃的，现今传译佛经应直接表达梵文的真实义理。」因此，自己尽力做到依据译者的口授，依循佛经的本旨，而不加文饰。对于翻译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则阙而不传，所以有多处脱阙，没有译出。我=支谦？我们该以何种视角阅读这段文字？伽达默尔指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我想要在这指出的是所有的阅读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事先对文本的无意识期望所控制.正如这篇法句经序是在翻译理论课堂上被翻译理论老师作为作业参考资料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我们自然而然地在阅读中就会抓住一切与翻译有关的词,过滤一切”次要”信息.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修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法句经中与翻译有关的词句“文”vs“质”所谓“文—质之争”1.“文质之争”发生于公元224年。当时竺将炎与维祗难共译了《昙钵偈经》(即《法句经》)。2.这场争论的其他细节,现已不太清楚,但是它的结果却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论战中,“质派”“在理论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在实践上“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文”与“质”孰重孰轻?何谓“文”“文”通俗地说即注重译文在译入语言中的地道,贴切。何谓“质”“质”即注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尊重被译语言原型，不随意修饰点缀译文。文质之争在佛经词汇翻译的体现重“质”重“文”舍利弗秋露子般若明涅槃无为浮屠佛轮回生死文质之争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体现片名重“文”重“质”《黄飞鸿》《OnceUponaTimeinChina》《HuangFeihong》《纵横四海》《OnceaThief》《CrossFourOceans》《BloodandSand》《碧血黄沙》《血与沙》《OneFlewovertheCuckoo’sNest》《飞越疯人院》《飞越杜窝》当今是否还存在文质之争？“文质之争”的外延一：形式与内容唐诗是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典范，把它从这两方面功能对等地翻译成其他语言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唐诗、广告中双关语内容与形式广告语中使用双关语的现象，Trustus.Over5000earsofexperience.（专科医院）“Youwillsmilefromeartoear.”（爆米花）“东港打印纸，不打不相识。（东港打印纸）文质之争外延二：信、达、雅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代表之一。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并非是不相容的独立面,而是互补的。“文质之争”的外延三：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问题：“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处理方式：“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在1995年由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佛经翻译中的异化举例异化翻译丰富了汉语词汇，如“涅般、瑜伽、舍利”带来了外国语法，如将“于”字置于动宾之间的用法:“打骂于他”、“取笑于我”。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历史阶段，翻译中对文和质的偏执中都隐约包含着其对立面。在我们的目标文本中，关注一些边缘细节也可以发现一些暧昧的信息。文中出现过“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但又有“其传经旨，当今易晓，勿失厥义”之说.“不加文饰”和”当今易懂”果真能够兼得?(这牵涉到形式和内容的辨证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门别类无论重“质”抑或重“文”，都仅仅是一种人们对理想译文的追求,就好比拉康所说的镜象阶段,我们总是试图回到语言产生前镜中的那个形象,而实际上总不可能.解构大师德里达说，推向极至的翻译本身就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无穷接近，途中交汇点此起彼伏，却转瞬即逝。Forthesemiologistorstructuralistconcernedwiththesocialuseofmaterialphenomenathereductionofthecontinuoustothediscreteisamethodologicalstepofthefirstimportantce.J.Culler翻译史中所出现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辩也是这一集体潜意识的体现。这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等，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弄出个黑白分明来才罢休。传统意识形态(无论东方西方)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对整体化,统一化的迷恋,具体体现在翻译理论上,就是对一种海纳百川的宏大理论的迷恋.就个人观点看,翻译理论或者翻译风格的偏执论本身就是语言.用语言本身去讨论语言是个元语言的问题,一不小心就容易走入误区.个人的看法是:局部化,细节化.末了这既不是一篇杂感随想，也不是一篇学术论文，所以我们并不想写什么结语，留给大家的只是一连串对翻译的思考（方法论的东西我们承认自己知之甚少，还需要勤勉努力，这也是我们参与此课的目的。）参考文献：1.刘娜，2006/3，浅谈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专辑2.罗选民，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3.王东风，2002：24-25，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4.翁雪鹭，2006，佛经翻译用语及文体的选择对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影响，《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总第23期5.张春柏、陈舒，2006，从‘文质之争’看佛经翻译传统，《国外外语教学》，第一期6.张梅岗，1999，《中国翻译》7.周建民，广告语言中的口语因素，语言文字网8.英语广告中双关语的运用技巧及翻译，阳光季节网附录：法句经序法句者由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惟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梵为秦。实得其体。斯已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常贵其宝粗得大趣。始者维只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焰为译。将焰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迎质真朴初谦其为辞不雅。维只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坐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梵义实宜经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修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