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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三、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四、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意义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1、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侵略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590年，日本封建领主首领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处心积虑地提出，要以武力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的雏形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大陆政策：第一步侵占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明治天皇明治维新的第一年（1868年），日本政府就以天皇的名义发表其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公然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扩张！福泽谕吉：“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其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这就是其“脱亚入欧”的思想。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与实力比较强大的西方列强进行海洋争霸，只能步其后尘，对亚洲邻国进行强盗式的掠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开国进取”。1927年4月，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动，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组成新内阁，以急进的武力侵略中国东北、扩大侵华的“强硬外交”，取代了前外相币原喜重郎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协调外交”。田中义一(右三)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按明治大帝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满蒙，以便征服中国领土尚未实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日本军事侵略进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3年觊觎华北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12月攻陷南京日本全面侵华开始1938年5月攻陷徐州1938年10月攻陷广州武汉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侵占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板垣征四郎。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指控他犯有侵略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柳条湖事件”设计、组织者：石原莞尔。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结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策动中心总头目：土肥原贤二。１９３０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３０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是事变的幕后操纵者。“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将“事件”转换为战争的人：本庄繁。1931年8月1日就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九一八当晚，他立刻接受了石原莞尔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建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一步觊觎华北。1933年1——3月，日本发动对热河的侵略。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划定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至此，华北门户洞开。《塘沽协定》签字现场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即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中国政府撤走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1935年11月上旬，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5省独立。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在经济上，大力推行经济军事化，使以军事工业为主导的重工业急剧发展。▲在军事上，大规模扩军备战。▲在政治思想上，逐渐法西斯化。▲1936年2月，日本发生军事政变，组成了法西斯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1936年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更增加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标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2、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１４年之久的殖民统治。１９３２年３月８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１９３４年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国国旗的地色是黄色，代表满洲和满洲民族。左上赤色代表热情的日本民族、青色代表青春的汉族、白色代表纯真的蒙古族、黑色代表的公平的朝鲜族。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就任伪满州国执政。溥仪与婉容溥仪溥杰与嵯峨浩于1937年4月3日，在东京军人会馆结婚。长女慧生出生后，溥杰（左一）与妻子（右一）喜不自禁。日本扶植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和陈璧君汪精卫到东京商谈建立伪政权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潜离重庆，叛逃河内。1939年12月，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卖国协定《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日本扶植的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为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长汪伪政权国旗汉奸嘴脸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影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活埋中国平民沉寂的大街，这里没有一具尸体是完好的禽兽不如的日军，枪挑婴孩。松井石根谷寿夫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目的内容方式或手段危害以战养战农业（1）强占耕地（2）低价收购农产品沦陷区大量的工矿资源被掠夺榨取，给沦陷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工矿交通运输（1）利用殖民机构直接控制：军事管理、委托经营（2）“中日合办”金融（1）抢占银行、掠夺金银、现款（2）开设金融机构，滥发纸币、军用票（3）增加苛捐杂税劳动力疯狂掠夺劳工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强迫学生们在饭前祈祷，感谢“皇军的恩赐”日军侵华时期把日语定为“国语”，强迫中国学生学习幼年军校学生，奴化教育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1、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日本对华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已经出现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左”倾关门主义者无视这种变化，继续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没有能适时地争取一切抗日民主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等“左”倾领导人实行关门主义政策。1935年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制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这一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刊登了《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八一宣言》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党的《八一宣言》精神，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瓦窑堡会议会址瓦窑堡会议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联名给杨虎城去信：“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并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确立了联合抗日的原则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可能地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阐述共党的抗日主张，教育释放东北军被俘的官兵，并通过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打通了与张学良的联系。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密谈。2、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安内攘外之奋斗”。11月，蒋介石又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于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６日密电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电文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９月１１日，国民党政府通令东北军“遇有日本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９月１８日中国东北军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竟下令“不许冲突”，说什么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幻想通过国际联盟和大国抑制日本扩大侵华。1932年1月，国联派出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的调查团，经过半年调查，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主张在允许日本享有特殊地位的前提下，对中国东北实行所谓“国际共管”。1933年2月，国联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声明不承认伪满洲国，并要求日本从中国限期撤兵。中国政府表示基本接受报告书，日本则宣布退出国联，国际决议失去任何效力。李顿调查团在柳条湖现场李顿调查团在沈阳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同时，国民党“准备抗战御侮的工作更加紧了。”除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外，特别在军事和国防方面加紧了军队的整编扩充工作，国防工程的建设工作、军事后勤准备工作以及国防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严重损害了英美的利益，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生存，从而促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调整对日政策。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国”的协定，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从1935年底开始着手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在坚持军事“围剿”红军的同时，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的途径。蒋介石令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提出国共谈判的问题。从1935年起陈立夫陈果夫通过各种渠道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1936年又通过宋庆龄直接沟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宋氏三姐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结束了，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了。3、国共合作，共赴国难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影视中共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西安参加和平谈判宋美龄、宋子文参与了和平谈判，图为宋美龄与端纳在西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