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告给衣顶政策

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告给衣顶”政策贺晓燕摘要：“告给衣顶”一词始见于清代典籍，是清代科举落第政策的一部分，主要针对屡试不第且身患疾病的生员而制定的一项抚慰性政策：凡身患笃疾或“入学已历三十年，或年届七旬”的生员，朝廷准许他们终身穿着标志其功名等级的衣服和顶戴；同时一旦享有衣顶，则不再参加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不准参加乡试。告给衣顶政策贯穿清代始终，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关键词：落第政策告给衣顶岁试科试生员清代告给衣顶的政策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早在顺治初年就已实行，一直持续到清末。其中，告给衣顶政策的背景、实施的条件以及给顶生员的管理等诸多方面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清代典籍中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记载非常有限，且前人的研究中亦少有提及，然而，了解这一政策有助于我们认识与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因此本文对此做初步探讨，其中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一读书人走上科举之路的第一步就是参加童试，历经县试、府试和院试，通过考试者直接进入官办地方学校府学、州学、县学，由教授、学正、教谕及训导统一教育和管理，称为生员。一旦考取了生员，就步入了士的阶层，享有国家给予这群体所独有的特权。清代对生员尤为优待，他们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皆享有不同于庶民的待遇，这也是庶民绝无可能享有的。如顺治十三年规定：“各省提学，将各学廪、增、附名数细查在学若干，黜退若干，照数册报，出示各府、州、县、卫张挂，俾通知的确姓名，然后优免丁粮。”［1］生员即便犯了法，也不能轻易用刑。康熙九年规定：“嗣后生员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不得视同齐民，一律扑责。”［2］生员如果遇到官员，只须长揖，不必下跪；对长官自称生员，不称小的，各衙门官对生员则要以应有的礼节接待；甚至在衣冠上，生员也不同于庶民。生员“公服袍，蓝绸为之，青缘，披领如袍饰，公服带，制如文九品朝带”，所戴之冠，为“顶镂花银座，上衔银雀”［3］。朝廷给予生员各方面的优待，使其专享身份所带来的尊严与地位，为的是什么呢？这在顺治帝亲撰的告诫生员卧碑文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4］可见，清政府从制度上规定了生员有不同于一般百姓的社会地位，生员则须心无旁骛，认真读书，积极应考，以便成长为贤才，为朝廷所用。众所周知，成为生员仅仅是开始，他们还要不断地学习，完成一些考核：平时由学官主持的考校，有月课、季考，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凡是不应月课三次者，加以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并且，他们必页于在校期间参加本省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各省学政在三年任内，按规定考试所辖学校生员两次，岁试是学政在三年任内主持的第一次考试，是学政之主试，一般限定于学政上任的第一年十二月考完，考试结果分为六等，称六等黜陟法：一等前列者，视廪生有缺，一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降为青衣；六等发社。而科试则是学政在任内主持的第二次考试，类似于生员参加乡试前的资格考试，故而称为录送乡试之考试。考试结果分为六等，其一、二等方可参加本省乡试，三等不能应乡试，四等以下挞责、降等、黜革。自明朝以来，“科举必由学校”［5］，即诸生进入府州县学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待科举考试。而成为生员仅仅是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入场券，以后的考试生涯才是漫长而艰辛的。那些将一生之心血与精力都付诸在科考路上却始终未能跨入仕途大门的老生员们，至死都向往着举业功名。科举制发展到明清，统治者早已深谙其笼络广大士子、巩固统治的巨大作用，那么，政府如何抚慰这一屡受挫折的失意群体，以便更好地维护科举秩序，稳固统治，便提上了日程。如万历年间，对那些“累科不第、年五十以上，愿告退闲者”，朝廷则赋予他们终身的荣誉与权利，“给冠带荣身，仍免本身杂泛差徭”［6］。这是在以前所未有的优惠生员政策。清代将此政策继承并发扬，列入则例，成为定制。早在清初就已规定，“生员告给衣顶，除患笃疾外，或入学已历三十年，或年届七旬，俱为合例。统令呈明该学出具印结，申详学政，均准给予衣顶，免其岁考，仍不准应乡试”［7］。可见，生员一旦获得了终身穿着标志其功名等级的衣服和顶戴，即告给衣顶之后，就意味着他们无需再参加通往乡试之门而必考的岁试、以及类似资格选拔的科试，自然也没有资格参加乡试了；同时，他们不能再奢望任何功名前程了，漫漫科举路，他们已走到了尽头。只有用已经得到的告给衣顶的荣耀来慰藉其一生矢志追求功名的拳拳之心了。二告给衣顶政策订立于顺治初年，持续到清末，其间不断调整、完善。申请告给衣顶的条件主要是年老、有疾，只有符合这一大原则之后，再具体考察科考次数、入学时间等硬性指标，才能决定该生能否享受告衣顶这一殊荣。顺治初年规定，只要符合以下条件者即可给顶：“凡优恤诸生，初入学免本身徭役，入学三十年及未至三十年、齿已七十者，免岁、科试，以生员冠带终其身。”［8］九年题准：“年老生员如无违碍，可申请告给衣顶，于学政按临半月前申详免试，不准再参加乡试。”［9］由于年龄大、身体差，他们可以不参加在校生员的各项考试，且永远可以享受到生员的礼遇，当然也就不能再参加乡试了。与此同时，顺治九年进一步提出：年老生员“若已赴考，及缘事未结，青衣发社，与行止不端者，俱不准给顶”［10］。也就是说，不符合条件者不得给顶：第一，已经参加了乡试而未取中者；第二，有案子缠身尚未了结者；第三，在岁试中考列五、六等者，则有“青衣、发社”的处罚。青衣指的是生员由蓝衫改着青衣，发社则是生员由县学降入乡社学，如果以后再考能列一、二等，又可重新回到县学；第四，行为举止不端正者。具体来讲，对于那些在岁试中考列五、六等的青衣、发社者来说，即便年岁再长，即便身患笃疾，即便赴考多次，也无缘享受告给衣顶的荣耀了。可见，终身能够享有这一荣耀，并非仅仅凭借年长或参加科考次数多就可轻易获得，而是那些在府州县学勤勤恳恳地参加岁试，考核达标并且品行端正、或身患笃疾者，才能享有的恩荣。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告给衣顶的纯洁性，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年老生员的荣誉。当然，生员既然享受了朝廷告给衣顶的恩荣，就意味着永绝于科考入仕之路了。雍正二年，告给衣顶也面向八旗生员了，“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年老有疾，亦准给衣顶”［11］。然而，随着告给衣顶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生员了解到其中的好处，便努力争取这一荣誉，因此政策也越来越严格。如雍正四年，对能够享受告给衣顶生员的科考次数做了明确规定：“至告给衣顶，必限十科之外，或实系年老病废，及进学时年已衰迈者，该教官出具印结，具详学臣核验准给。”［12］这里的十科，指的是生员参加乡试十科，若按正常三年一考算，也得二十七年，如遇到恩科等特殊情况，时间自然会缩短，但总归也得二十余年。而且，为慎重体现告给衣顶的荣耀，维护衣顶的尊严，雍正十二年，对于那些“斥革贡、监劣生，不得冒给衣顶；如有夤缘给顶者，一经发觉，除本生从重治罪外，将该学政一并严加议处”［13］。相较前朝，乾隆年间的告给衣顶政策在继承中有所变通。如乾隆五年，告给衣顶政策普及到武生，其具体规定与文生大致相同，具体条件有三：第一，身患笃疾之武生；第二，“以年老告给衣顶者，查其入学已经三十年，无论衰病与否，均为合例”；第三，“入学虽不满三十年，而其年已及七旬者，亦为合例。”［14］只要符合以上要求的武生，则“统令呈明该学教官，查验确实，出具并无假捏规避印结，申送学政衙门，给予衣顶，免其岁考，仍不准应乡试。”［15］然而，与文生告给衣顶的条件相比较，武生更为宽松与容易，即便是降为青衣或者是发到社学的武生，只要符合条件，依然可以获得衣顶。如乾隆五年又覆准：“武生降为青社者，如未满十科，不得给予衣顶，其入学已及三十年、及年届七十者，虽未满十科，亦允给予衣顶。”［16］可见，即便是曾经考列五、六等者，也有机会均享告给衣顶之尊荣。乾隆八年，清政府考虑到武生所试项目有别于文生，毕竟是以外场为重，而外场考试更重身体，“必年富力强，始可入选。若年届六十，力已衰迈，一切技勇，不能娴习，徒令充考，诚属无益。”因此，对武生告给衣顶的年龄做了调整，即“嗣后武生告给衣顶，虽未经十科，而年届六十者，亦准给与衣顶。”［17］从乾隆五年至八年，时隔三年，武生告给衣顶的政策实施不过一科而已，就对武生告给衣顶时的年龄做出了更加客观而符合实际的调整。乾隆八年又议准：“嗣后患病欠考之生，请给衣顶，由该学教官查明，如已成痼疾，及年届七旬者，出具并无假冒规避印结，申详该学政，即准给衣顶，免其补考。”［18］然而，这里并未明确规定那些已成痼疾且年届七旬者欠考岁、科试的次数，只要他们没有作假，就可获得衣顶。对此，乾隆三十九年重议，并进一步放宽了标准，只要不是有意逃避考试，即便他们欠考岁、科试二、三次，也不必补考，照例给与衣顶。乾隆三十九年提出，根据以往的规定，只要“生员已成痼疾，及年届七旬者，准给衣顶，免其补考。其欠考次数并未载明。”但这些病废生员，原本就忍受病痛的煎熬，实属无奈。况且他们与有心规避者不同，毕竟“病废日久，既不能希冀痊愈，虽欠考二、三次，尚非托词展限可比”，应“照例准给衣顶，免其补考。”［19］因此，只要已成痼疾且年届七旬、欠考二、三次的生员，不必担心享受不到告给衣顶的恩惠了。即便皇帝，也是本着普施仁义的原则，使这种恩荣性质的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能够不拘泥于政策本身而有所变通。我们从中看出，虽然仅仅是衣顶荣身这一小小的举措，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基础上，也愈来愈灵活而富有人情味了。乾隆五十三年，根据湖南学政钱沣奏报，因湖南辰州府溆浦县情况特殊，属汉瑶杂居区，汉人冒考瑶籍者甚多，故而也有汉人冒瑶籍而得衣顶者。对此，清政府严饬当地政府清查“新籍生员，除病故不论外，其现在应试及告给衣顶者，必实居瑶地，确有户族田庐可凭，取具瑶头瑶总甘结，日后子孙方准以新籍应试，其余概令改归民籍。”［20］可见，只有真正杜绝冒籍行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瑶籍生员的切身利益不受侵犯。在推行告给衣顶政策多年之后，享受告给衣顶的面越来越宽，同时也就带来了一些新问题：那些已经享受告给衣顶的生员，是否依然可以承袭世职？对此，嘉庆八年规定：“生员告给衣顶，准其兼袭世职，给予全俸，学册内注明，仍不准应试。”［21］譬如，江西周元之裔孙周光瀚，“系康熙年间阵亡诸臣后裔，议给恩骑尉世职”，然而经过调查之后，得知“江西上饶县文生周光瀚，业已告给衣顶”，根据上述政策，“应照兵部单开，准其兼袭恩骑尉世职，照例给与全俸，于存部学册内，注明兼袭恩骑尉，仍不准应试。”［22］可见，承袭世职与享受告给衣顶并不冲突，只是享受告给衣顶之后，即便兼袭了世职，同样意味着科举入仕之路走到了尽头，自然无缘于乡试了。嘉庆二十二年规定：“附生告给衣顶，准其报捐贡生，仍不准再应乡试。”［23］所谓附生，即附学生员，指的是新入学的生员，是生员中资历最低者。一般来说，他们凭借参加岁考，以成绩优异者递补廪生、增生缺额。可见，只要附生符合告给衣顶的条件，亦可享有告给衣顶。虽然允许他们捐纳为贡生，但这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如同告给衣顶一样，是一种荣誉、头衔。道光十五年规定：“生员在军营效力致病，业经批准废疾，给顶注册。病愈不甘自弃，准其收复补考。”［24］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曾经为保卫国家，在军营效力致病的生员，获得衣顶后，若仍不甘心放弃举业，只要在他们自身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准许他们补考岁、科试，进而参加乡试。咸丰八年，正值太平军事起之时，朝廷亟须资金，对付内忧外患，因此扩大捐纳之途，放宽捐纳条件，允许生员告给衣顶之后继续报捐贡、监，只是必须“由本学调取执照验明，填注‘不准乡试’字样发还，随时将注照缘由，专案报部”［25］即可。咸丰九年，明确强调上述内容，即生员告给衣顶后，虽可以捐纳贡生、监生，领取国子监颁发的执照，但如果按“训导分发”，则“概不准行”［26］。可见，即便告给衣顶的生员可以靠捐纳而兼具贡生、监生身份，但这并不能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贡生、监生，只是一种名号与荣誉，若想借此得以授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