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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用鲁迅的话说，悲剧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目录简介发源：古希腊悲剧悲剧的历史中西悲剧比较研究文献综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简单来说，悲剧主人公经历的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必然的联系导致的结果是毁灭，主人公无力改变，这是命运的强制力量。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悲剧给人以震撼的力量。《窦娥冤》、《赵氏孤儿》不过是“冤”剧，通常是主人公有原因（并非命运使然）的遭遇不幸，经历一番起落，含冤，上诉等等，取得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梁祝》是不是例外呢？否，它结尾是以化蝶的形式，仍然是一种幻想的完整。这只是让我们产生了道德上的满足，而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表现的主要类型：悲剧的导源是现实与理想的幻灭，产生于社会现实和生存矛盾的生活悲剧，与产生于心理期求与环境的精神悲剧，是悲剧表现得主要类型。编辑本段发源：古希腊悲剧世界最早的悲剧是希腊悲剧，如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被称为“悲剧之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们，把悲剧艺术推向高峰。我国古典戏曲中，也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悲剧作品，如杂剧《窦娥冤》、《桃花扇》；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屡演不衰的优秀悲剧作品。古希腊悲剧是整个西方戏剧的起源，所以悲剧是最古老的戏剧题材。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著名的古希腊悲剧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美狄亚》等编辑本段悲剧的历史悲剧是戏剧的主要体裁之一。它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他们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用的是语言，具有各种精心雕琢的装饰，各就其位用在剧的各个部分；模仿的样式是戏剧表演，不是一昧描述；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而使这两种情感得到净化。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即：悲剧的材料为雕琢过来的语言；形式为人的行动；媒介即动力为对行动的模仿，演员表演出来而非叙述出来；目的则为激发怜悯、恐惧之情，同时将两种情感净化（超越了柏拉图关于悲剧的认知-悲剧搅乱人得心性，使理性埋没）。在戏剧史上，根据悲剧所涉及生活范围的不同，一般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英雄悲剧。它往往表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直接表现各派政治力量、不同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其二为家庭悲剧。表现家庭之间、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其三为表现“小人物”平凡命运的悲剧。与“小人物”相对立的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形与无形的巨网。最后一种其表现的矛盾冲突贯串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展现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悲剧的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区分。在戏剧史上，悲剧题材的演变要比其他体裁更为明显。人们把古希腊悲剧区分为命运悲剧和英雄悲剧，两者的主人公都是超凡的神祗和王公贵族，在悲剧冲突中表现激烈的情感、超人的意志和不朽的精神。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多是王公贵族。19世纪以后，悲剧的题材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现实主义悲剧作品中，通过小人物永不满足的、不能实现的追求表现现代人的生态与心态，从而获得一种崇高感。荒诞派剧作家则善于从人类尴尬的生存状态中寻找悲剧题材，着力表现当代人对失去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渴求。中国古典戏曲也不乏悲剧作品。与西方悲剧相比较，中国戏曲往往由忠与奸、善与恶、压迫与被压迫的鲜明对立构成悲剧冲突，其中有《赵氏孤儿》、《精忠谱》这样的英雄悲剧，有《窦娥冤》这样表现被压迫者反抗精神的悲剧，也有《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爱情悲剧。在不少作品中，大团圆的结局往往削弱了原有的悲剧力量。神使赫尔墨斯著名的悲剧有许多，如《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克里斯蒂》、《浮士德》、《哈姆雷特》、《雷雨》、《椅子》、《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莎士比亚），还有《骆驼祥子》老舍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一幕悲剧：二十年代的北京，一个勤劳、壮实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怀着发家、奋斗的美好梦想，却最终为黑暗的暴风雨所吞噬。它揭示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心理和希望的最终破灭。随着祥子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祥子熄灭了个人奋斗的最后一朵火花。这是旧中国老北京贫苦市民的典型命运。《骆驼祥子》一书大量应用北京口语、方言，还有一些老北京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是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最初发表于《宇宙风》杂志1936年，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的单行本，老舍曾做了删改，删去了旧版第二十三章的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八十年代出版的《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则又恢复了旧版原貌。《骆驼祥子》中一句“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不仅生动地写出了社会下层在经过了无尽得悲痛后，把对于社会的不公的愤恨，转嫁于金钱之上。其实，罪恶的不是金钱，而是不健康的心灵。也正是这种扭曲的愤世嫉俗刻画出社会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组成了一幕社会的悲剧！著名的悲剧作家无计其数，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斯特林堡等等。总之，悲剧最能表现矛盾斗争的内在生命运动，从有限的个人窥见那无限的光辉的宇宙苍穹，以个人渺小之力体现出人类的无坚不摧的伟大。编辑本段中西悲剧比较研究文献综述“悲剧”来源于西方，它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祀，在希腊文中叫tragoidia，即“山羊之歌”。它从诞生开始就占据了西方文学主流的地位，并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的诗”。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探索了悲剧的艺术特征并奠定了悲剧的理论基础，他在《诗学》中给悲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是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此后，黑格尔、尼采、叔本华都对悲剧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中没有“悲剧”这个词，只有“苦情戏（怨谱、哀曲等）”一说。“悲剧”一词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我国大批留学归国的学者的引进而被引进中国。对于中国古代悲剧同西方传统的悲剧的艺术比较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我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中西悲剧的比较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概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看：晚清至上世纪初期，为中西悲剧艺术比较的形成期；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悲剧艺术比较的曲折发展期；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为中西悲剧比较的成熟期。一、中西悲剧艺术比较的形成期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我国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的大门。在当时清政府“洋务运动”和进步人士的“戊戌变法”的影响下，我国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带回西方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极大的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视界。于是文化界就自然地拿我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任务是林纾、王国维和陈独秀等。林纾从一般文学的角度作了比较文学的初步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他开辟了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是功不可没的。王国维在他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中，从美学的角度对中西悲剧的异同做了十分精粹的论述。他认为我国古代悲剧的“团圆之趣”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并且认为这种悲剧是我国所具有的民族特征，还分析了形成不同特征的原因，是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观之色彩”，他还认为“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是我国在戏曲研究领域运用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他通过对中西戏剧（包括悲剧）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我国戏剧和悲剧的民族特征，并探讨了形成这种民族特征的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原因，他所得出的结论直到现在仍然被大家所认同。晚清的陈独秀，是继王国维之后的我国戏剧比较研究的先驱者。他在《论戏曲》（1905年），通过对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他对中西演员的社会地位作了很好的比较“人类之贵贱，系品行善恶之别，而不在于执业之高低。我国以演戏为贱业，不许与常人平等泰西则反是，以优伶与文人学士同等。盖以为演戏事，与一国之风俗教化极有关系，决非可以等闲而轻视优伶也。”晚清学者虽然在某些方面对我国古代戏剧和西方传统戏剧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总的来说，尚处于幼稚的朦胧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作为中西悲剧研究的形成期。把戏剧的比较研究推向自觉的、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则在“五四”前后。二、中西悲剧艺术比较的曲折发展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比较文化的发展，戏剧的比较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张厚载。陈独秀是我国比较文化的重要奠基人，他在本时期著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论文，对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吕徽提出要改革戏曲，在理论上研究上注意“引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有真正之是非，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具归宿而发明广大之。”胡适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戏剧要进行“比较的文学研究”，认为“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作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则能促进我国戏曲理论的发展。胡适在他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论述得十分深刻具体：“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结局。……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五四”前后取得成就较高的是张厚载，他从戏剧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处理上，找出了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两种不同戏剧体系的根本区别。他说“外国戏最讲究三种的联合（ThreeUnities）,就是做作的联合，地方的联合，时间的联合（Unityofaction,Unityofplace,Unityoftime）。中国跟印度的戏剧，都没有这种规律。地方跟时间的联合，更是向来没有。”可以这样说，张厚载于“五四”前所发表的《我的中国旧戏观》，“把我国的戏曲理论研究推向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范畴。”鲁迅也尖锐地批判我国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是“瞒和骗”的文学，是封建专制思想和文化意识的体现。他在《论睁了眼看》的文章中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三、中西悲剧艺术比较的成熟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学者们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反思中国文化，他们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西悲剧的比较更深入、更全面、更成熟了，研究的队伍也更大了。乔德文也对中国悲剧颇有研究，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有不少同志，特别在戏剧理论界，常常是运用西方悲剧的概念和理论，来衡量和要求我国传统戏曲的悲剧作品。他们往往忽视了传统戏曲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甚至轻率地得出‘中国戏曲中大多数优秀作品不能列入悲剧’的结论。”对悲剧研究有较大成就的是朱光潜，他认为“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莱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中国文学在其他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