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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汉乐府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成就两汉诗歌中成就最高的是乐府诗。“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就是掌管音乐的官署。两汉乐府诗从整体上看，不同于辞赋写作，极力描绘京都的繁华，游猎的盛况，对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而是代之人民用歌声抨击社会的黑暗，抗议阶级的压迫，诉说久役的痛苦，控诉统治阶级的罪恶，抒发当时人民的愿望追求，表现人民的生活画卷。一、汉乐府诗内容丰富，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一）、深刻的反映出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愤情绪，如《东门行》、《孤儿行》、《病妇行》。（二）、反映当时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揭露骄奢淫逸的豪贵生活，如《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鸡鸣》。（三）、反应兵役频繁，人民苦于久役的时代特点，表达出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宁静生活的愿望，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四）、表现出两性之间爱与恨的心声，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五）、表现人世险恶、祸福无常，表达乐生恶死的愿望，如《薤露》、《蒿里》。二、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1、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2、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中接连例举了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3、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艳歌》描绘出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1、叙事性强，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叙事诗。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故事情节的描写都很完整、细致，诗中故事性、戏剧性加强了，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2、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3、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4、叙事过程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汉乐府民歌大多表现现实的人们生活，表现人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愿望，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既有诗经的风范，又有骚妇的风格，如《陌上桑》，既揭露了统治者任意霸占民间妇女的黑暗社会，又塑造了罗敷这一人民理想的化身，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调动想象、夸张、铺叙、烘托等艺术手段，给这一形象投射下色彩缤纷的理想光芒。5、叙事语言质朴自然，感情强烈真挚，人物形象刻画鲜明。汉乐府民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其中有惨死战场的将士；有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反抗者；有孤苦伶仃、痛不欲生的孤儿；有苦于兵役、无家可归的征夫；有美丽机智、不畏权势的农家女子；有愁肠百结、渴望爱情的思妇；有不屈礼教、勇敢殉情的青年男女；也有清身苦体、劝善锄恶的官员等等。语言特色方面：如《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如《孔雀东南飞》一诗正是通过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和行动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刘兰芝、焦仲卿两个反封建的青年男女的典型，也塑造了刘兄和焦母两个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人物形象；《东门行》与《妇病行》中的男主人公，一个刚毅，一个软弱。6、寓言诗的创作。植物和人的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如宋子侯的《董妖娆》虚拟桃子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春天早夭。(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杂言和五言体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