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策划的思考与探讨杨彦魁任何一种媒体(或地区),在不同的时期或阶段都会主动地组织一些重点报道。而且,比较成功的重点报道往往是支撑一个媒体(或地区宣传)的骨干或主体“工程”。所以,如何组织重点报道的问题,就成为媒体广大采编人员和通讯员经常研究的问题之一。近几年来,内蒙古日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点有宜的探索,笔者有幸参与其事,并把它整理出来,与广大同行研讨。一,关于记者的视角组织重点报道,首先需要澄清一下记者(或通讯员)的视角问题。我们都知道,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但是,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主动的;不是照相式的,而是客观经过主观的综合、分析、加工的。于是,这里就有一个记者的视角问题,或者叫做记者或编辑应该站在哪一个角度上看待新闻报道。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提示或告诫:“政治家办报”。或者“编辑、记者、通讯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等等。这些都是办好报纸、广播、电视所必须的条件。但它不是对记者(或通讯员)视角概括。1那么,编辑、记者的视角是什么?是公众的眼睛。编辑、记者、通讯员既不是哪一级党委或政府的官员,也不是普通老百姓。他是公众的代表,是替公众来考察社会的。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的报道就应当:看它对别人有何借鉴;看它对公众有何利害;看它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公众决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的公众,恰恰相反,而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公众。所以,记者视角与“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一致的。认识了记者的视角,我们才能主动的认识某一个新闻事实,而不是被动地认识它;才能深层次认识它,而不是浅层次的反映它;才能使新闻报道生动活泼起来,而不是生吞活剥。二,根据中央或地方党委政府的有关精神策划重点选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先有精神后有选题”这方面,本报年年都要进行比较周密的安排。每当全国重大会议、自治区重大会议(如党代会、人代会等),或者中央和自治区作出的某些重大决策之后,我们都要及时进行报道。如,内蒙古日报1992年的《二连口岸行》、《乌海潮》、《河套采风》等,就属于这类报道。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还记得,1989年“六四”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从这时,到1992年初,人们在思想上出现了许多不明确之点。比如,改革开放要不要继2续?摘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等等。加之,在这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格,这个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开始迈步。习惯了计划经济时期所谓价格稳定生活的人,一时难以适应,未免留恋毛泽东时代。一时间里,一系列思想上的疑惑随即产生。有的甚至议论回到过去为好。期间,这种思想上的模糊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当时,我区尽管尚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思想观念方面也比较封闭。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方方面面也同样存在一些疑惑。就在这时,即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发表了重要讲话。讲到了诸如“落后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解放得还不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闯敢试”、“经过实践证明对了的坚持,错了的改正”等等。这个讲话一下子给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子,既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也解决了各种思想疑虑。做为新闻宣传部门,我们当时就比较自觉地认识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无论对全国还是对我区,都是一股新风,必须尽快把它宣传出去;并选择了二连浩特——这个处在我区改革开放前沿的地方,做为报道的目标。它对于这个已经争论了2年多时间的问题必然更为敏感。到二连一采访,果然不出所料。邓小平讲话之后,这里3热气腾腾。我们当即决定,连写3篇,形成一个系列。第一篇,以解放思想为主题,命题为《醒来,是春天》(九二年六月五日一版头条);第二篇,以敢闯敢试为主题,命题为《柳暗花明原无路》(九二年六月八日一版);第三篇,以领导者实事求是地认识本地区的优势、劣势为主题,命题为《第一推动力》(九二年六月九日一版)。这一组报道是比较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计划和构思形成并通报之后,又引发两组同类报道,即《乌海潮》和《河套采风》,从而形成了一个宣传邓小平思想的大系列;二是它用生动的事实,而不是文件式的空洞说教贯彻了邓小平的南巡思想;三是首篇见报即得到自治区党委领导乌云其木格的好评:“头条好,版面好”。此外,1998年6——7月,本报推出的精神文明建设“八个一”系列报道,后来推出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列报道《走进河西》,也都属于“先有精神,后有报道”的范畴。而且都比较成功,其中,前者还受到了中宣部的好评。“先有精神后有选题”的报道模式应注意些什么?我们体会,必须做到一个“吃透”。即,吃透上面的精神。这一点十分好理解。问题在于,怎能样吃透上面的精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研究,作有心人。无论对中央或自治区,以及一个地区的重大决策都要作比较透彻的理解、认识。久而久之,我们的脑子里就会有一条“水平线”的积累。以这条4“线”为标杆,“线”以上,就有可能是新闻。同时,按照我们现在的分工方式,编辑或记者要么是以行业分工(条条),要么是以地区分工(块块)。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研究这么几点:1,一个行业或地区全年或一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哪些方面进步了,哪些方面退步了;2,一个行业或地区全年或一个阶段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出路或措施是什么;3,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典型在哪里,各自的特点是什么。这样一来,在我们的脑子里就会形成另外一条“线”,即新闻线索“线”。在有了“精神”,需要报道时,我们也会立即找到对象。吃透上面的精神,特别要注意的是:1、改革的重大阶段性交替;2、注意指导思想方面的变化;3、注意重大历史关头的转折;4、注意某一重大社会问题堆积如山,亟待解决时。三,根据已经形成或确定的思想策划重点报道选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先有思想后有选题”。前面我们提到,记者或通讯员是代表公众的眼睛来考察社会的。而公众是有思想的。所不同的是,这些思想是分散5在每个人当中。因此,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来把它集中起来,归纳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符合公众需要的报道。在这个意义上说,记者或通讯员应当是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党和政府沟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做到以新闻舆论的特殊手段,一则,把人民群众的意愿反映到领导层面上去;二则,把党和政府的决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以2000年初的自治区“两会”为例,期间,本报刊发一组报道。其中有,《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等几篇重稿。就是先有思想而后产生的。当年“两会”正值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之时。本报也恰好在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大幅度改进会议报道,减少程序性的内容,增加、拓展贴近实际、贴近人民群众的内容。经过全体参加“两会”记者2天时间的讨论,决定就以如何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机遇入手,通过参加自治区“两会”的代表、委员的审议和讨论,分析我们的差距、优势、出路,从而把会议主题与人民群众的思想联在一起。2001年初,这组报道被评为自治区好新闻特等奖。2000年3月,笔者参加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的活动报道,采发了一篇份量较重的报道——《第三次机遇能抓住吗?》也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先有思想后有选题的报道。会前,我出了2份专访提纲。一份给刘明祖,一份给云6布龙。前者出了5个问题:1、我区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相比,差距甚至还有拉大的趋势。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相比,应以分析现实原因为主;物质条件与精神状态相比,应以分析精神状态为主;干部因素与群众因素相比,应以分析干部因素为主。请问,您对看法持何意见?2、就干部因素而言,我认为,与发达地区相比,我们的不足在于:一是市场经济的观念差(在一次全区会议上,还听到向自治区要项目,要资金的声音。而在南方发达地区,只是要政策);二是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地落实中央政策的能力差(总是慢半拍,经常形成了一个别人去尾,我们砍头的局面)。请问,您对这样的认识持何种看法?3、我区曾在南方发达地区举办培训班,用以培训旗县领导同志(本人派记者跟踪)。本报曾派记者采访过一些经过培训的人。他们中有的说,在南方听课,特别是听那些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讲市场经济很受启发,但是,回到本地区,却觉得完全没有人家的那种社会氛围。就您看来,这个“氛围”应该由谁来创造。怎样创造,其中中心环节在哪里?4、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但是,我觉得,在有些干部中,宁要不发展的稳定,也不要发展而产生的某种所谓的不稳定。就您看来,是否存在这种现象?75、联系自治区本届党委近6年来(刘到任后的时间)的实践和认识,联系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的战略,您认为内蒙古要赶上发达省区的昀大困难或工作难点是什么?给云布龙的提出的问题也是5条:1、据今年1月下旬中央媒体报道,国家开发银行已拿出500——600亿元资金,用于西部开发项目。并说,今明2年,将有一些项目相继开工。请问,我区已确定了哪能项目,共获得多少投资?2、今年一月间,国务院西部开发会议开过之后,我区已经传达并做了部署。请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落实了哪些工作?3、我个人认为,国家西部开发政策包括资金的投入,对我区而言均属于外因。与此相配合,我区内部应有什么相应的举措。也就是说,如何启动内因,特别是在市场机制方面?4、我区在一些重大项目上也曾出现过“豆腐渣”工程,比如,呼集公路,通车一年后便千疮百孔。鉴于这样的教训,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西部开发项目资金使用足额到位和工程质量。5、1998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确定增长10%,实际达到9·6%;1999年确定增长8%,实际达到7·7%;今年确定增长9%。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我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8增长速度可能达到多少?只有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我们才可能逐步赶上发达地区。您判断,今年我区能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吗?这2份提纲是怎么构思,或者是用什么思想来支撑的呢?先说云布龙的专访,它立足于以下3点:1、从1999年底开始,西部大开发的事吵得沸沸扬扬,而我区却没有声音;2、我区的内在因素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有观念上的,也机制上的;3、广大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期待着西部大开发,期待着我区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尽快甩掉落后的帽子。有的已经说出了不利于领导机关的话。这就需要舆论尽快加以引导和澄清。以上这3点,都是我们记者或通讯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进行捕捉,并经常进行分析的。云的专访比较顺利,就是文字长了些,4500多字。但发回到报社后,夜班的同志说,这样的稿子再长,也有人看。因为,这正是广大老百姓关心的事。刘的专访的思想包括这么几个方面:1、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2、是干部的“两差”的问题;3、是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9以第一个思想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区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中,而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而我们相当多的人却总喜欢把历史原因、物质条件、群众因素作为落后的绝对制约因素。比如,有干部在讲话哎呀报告中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由于地理的原因”;“技术、设备落后”;“人口素质差”等等。我们谁都都不否认这些因素,但是,这些东西或者已经成为过去,或者(如地理因素)根本无法改变。而现实的因素是什么?干部的因素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却无人去触及。这是我们在对于落后问题认识上的一个大误区。当然,这也是比较敏感的认识区。正因为如此,我行前先把这个提纲在部分社领导层里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位反对,一位赞成。昀后形成一个看法,“不管刘明祖答不答,我们得有自己的东西。”这个“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通讯员,记者的思想。我们有了思想,稿件才有思想,我们所服务的这个媒体才有思想,都有把“桥梁”的作用发挥出来。否则,就只有生吞活剥,上不着天,下不落地。到了北京后,我先把刘明祖专访题交给了王志诚(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工作班子的头)。他看了后大为赞赏。连连说,“这个题材好,这个题材好!”并说,“刘书记要是同意,我给你准备素材,你来执笔。”但刘却婉言谢绝了,说:“我少说点,让代表们多说说。”可他没否定这个提纲。于是我就开始采访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