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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进步产物。第一，1851年至1864年，洪秀全带领农民阶级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建立新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这充分证明农民阶级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第二，为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制造西式枪炮，创设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证明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自强运动不能挽救社会危机。第三，面对着瓜分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动百日维新运动。这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力图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挽救民族危机，但是变法的失败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第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中国近代史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建立了中华民国，力图在中国实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挽救救民族危机，但是辛亥革命最终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革命初衷并未实现。吴汉全,陈天宇.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缘由的社会解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89-95.一、国运多舛——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课题。英国首先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一直到1912年溥仪皇帝退位的多年里，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国都侵略过中国，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强迫中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蚕食鲸吞了中国大片领土。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究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二、数运不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屡遭挫败，历史呼唤先进社会力量来领导中国社会变革。五四运动以前，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探索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事实表明：哪种理论能够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课题作出正确回答，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大历史任务，它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三、时运难挡——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条件相对成熟，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1919年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诞生、世界大战爆发，帝国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在中国产生这一先进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契机出现了，各方面历史条件相对成熟了。1920年李大钊与陈独秀交换了建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筹建活动，几乎是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页综上所述，历史的逻辑表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理论的逻辑表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是在各方面历史条件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实现的，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史事探析》关艳丽编辑《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再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作者许月明文章编号：1006-2254（2012）14-044-03阶级基础国之命，在人心。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是通过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长期比较来实现的；历史的走向，是通过人民的自觉活动来完成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民的选择。第一，五四运动之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列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有了领导核心和革命方法，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农运动，进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运动。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大革命失败。第二，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变化工作重心，争取农民支持，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第三，在抗日战争阶段，共产党积极充分代表民族意志，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完胜的民族战争，同时积极进行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壮大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得到了成熟。第四，解放战争阶段，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反人民内战，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解放区积极迎战，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相互配合，进而主动进攻，团结中间势力，最终打败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之争的伟大转变。第五，以上实践充分证明共产党能够担当革命任务，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工作重心，提出合适革命口号，从而最终实现救国救民的终极目标。这种历史选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需要中共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必须不断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民心。齐万良,安悦君.中国共产党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必然[J].新疆社会经济,2000,05:7-11.中国无产阶级在近代历史上随着近代工业的不断出现而产生、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1840年至1894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是中国无产阶级产生时期。第二、1895年至191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中国无产阶级发展时期。这～时期，由于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第三，1914—1919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时期。且该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措施。中国无产阶级所受压迫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这是中国工人运动能够迅速兴起并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诞生的阶级根源。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俄国十月革命使得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了工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他们就把马列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实现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这样，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自觉斗争的道路。这一时期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转折点。正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觉悟的提高，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坚实基础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c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982．根据以上阐述，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丽水学院学报第34卷第1期2012年2月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郑春奎思想文化：任何党派的产生纵然有它依仗的阶级基础与社会背景，但必须有其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的凭藉。这种作为党派指导思想的理论的萌生与拓展又必定际会于相应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契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绝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信手拈来，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代人上下求索后的庄严选择。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文化处于无序状态，众多中国人苦闷仿徨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被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后来就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理论基础，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理论法宝，从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导中国亿万人理想、情操、人生价值、精神文明的一种思想、文化范式。首先,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并最终被亿万中国人所认同，是中国近代文化内在趋赴的必然结果。所谓近代文化的内在趋赴,就是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侵略者的强大攻势，先进的中国人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脆弱，而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坎坷历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受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这就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了铺垫。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一方面体现了以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思想来批判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另一方面是传播科学知识.这就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学说架设了桥梁。其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在于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的中国文化的土壤。（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正好切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现实，也即切合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2）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的革命斗争传统也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准备了心理条件（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理论，对于中国人接受“人人平等”、“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奠定了丰厚的心理基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机制》王才忠中国古代乡土社会的的客观存在，养育了我们民族拙朴、求实、埋头苦干的性格。中国人以入世思想为主体，敢于面对人生与现实，执着地追求人世间的实用精神。具体体现在1、对外来文化的开阔胸怀。2、对外来文化以“有用”为原则加以审视、选择、改造，使其中国化。武汉交通政治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机制》王才忠舒艾香[1]何党生.近代中国文化选择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J].学理论,2010,27:113-118.[2]齐万良,安悦君.中国共产党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必然[J].新疆社会经济,2000,05:7-11.[3]李方祥.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的起源[J].理论导刊,2006,11:33-35+38.[1]方宁.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02:14-17.[2]王育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J].济宁学院学报,2011,02:10-14.[3]吴汉全,陈天宇.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缘由的社会解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89-95.[4]方宁.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宁夏党校学报,2011,03:10-13.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