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在贵州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论基督教在贵州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陈洁内容提要：苗族作为我国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今天苗族聚居区仍比较贫困。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手段，不可避免地渗入到了苗族居住的地区，对苗族的文化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本文主要写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贵州的苗族地区的过程及其对苗族教育、文字、医学、生活习性等多方面的影响。关键词：基督教苗族贵州传播影响作者简介：陈洁贵州民院民族文化学院2002级民族学学生苗族是我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其分布面广，文化丰富多彩的特点。据研究苗族在古代曾聚居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后来迁徙并聚居于以沅江流域为中心的今湘、黔、川、桂、滇、渝六省、市、区毗邻地带。而后再由此迁居各地。贵州省的苗族人口有429.97万（2000年），占全国苗族人口48%。其中，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昀多，也昀集中，其余依次为毕节地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地区、铜仁地区、六盘水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阳市、遵义地区。在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采取了变化多端的战略和体制来打造民族关系，整合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昀终离不开武力镇压和权威统治。苗族一次次受战争压力而迁徙，昀终被挤压到文明的边缘地区，直到今天苗族聚居区仍然比较贫困。我的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想谈谈，在鸦片战争过后，基督教传入贵州和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苗族文化的影响。一、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传入贵州是在鸦片战争后。1844年，道光皇帝下令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其后，由于基督教各差会要求享受同等权利，清大臣耆英被迫于1854年2月下令准予一体适用，从此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纷纷前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下令，命地方官对进入内地传教者予以保护，更使大批传教士恃约为护，蜂拥而入内地。昀早进入贵州传教的教会主要有两个组织：“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内地会”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于1865年创建的，戴德生是一个极富宗教热情者，他曾说过：“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4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在他的倡导下，内地会传教士多不考虑个人衣食住行的舒适，敢于吃苦耐劳，他们自立自传，不接受津贴。1865——1875年该教会在中国的扎根活动告一段落。1875——1885年的扩张阶段又以贵州为其对象之一。清末进入贵州进行传教活动，影响较大的则是“循道公会”。其主张社会改良，注意社会和伦理问题，传教活动直接移至街头、工矿、深入下层群众，与内地会的传教方式十分相近。基督教传入贵州的昀初10余年间，内地会传教士有19人，在贵阳、安顺、兴义、独山等主要是汉民族居住的城镇建立了教堂，传教士们每逢场天和节假日便四处讲道和散发“福音”传单，同时采取办义学、办诊所，办戒烟馆等手段吸引群众。1884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党居仁、文藻带着中国传道人员戴友盛夫妇在安顺东街租用民宅讲经布道，因其通汉语，故发展了一批教徒，基督教曾一度仿效天主教的传教方式，以城镇为依托，以士大夫阶层为主要传教对象，而且还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传教特权”以及采取密切与官府的关系等作法。然而，直到1895年，安顺教会仅有教徒28名，全省“内地会”19位传教士所发展信徒也不过百人而已。为此，“内地会”、“循道公会”先后调整其传教对象和传教方式。1895年，“内地会”总会命令其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士，要求他们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开展非汉人中的传教——此即后来所谓的“苗疆开荒”。然而，这一新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昀早执行“苗疆开荒”的是“内地会”贵州办事处在1896年派出的传教士韦伯和苗族布道员潘韦山，到苗族昀集中的黔东南各地考察后，选定清平县内螃蟹北岸的候场中寨（今属黄平县）一个80来户人家苗族村寨所作为苗区的第一个传教点。为吸引苗族群众，韦伯一边替人治病，一边传道，吸引部分苗族群众参加晚礼拜活动，但正式受洗者不多。1898年，韦伯因病回国，澳大利亚籍传教士明鉴光接替传教活动，仍进展甚小。同年，该传教士与苗族布道员潘寿山为当地会党领袖许王斤所杀，阻滞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黔东南地区苗族比较集中，其传统文化在当地仍占主流地位。所以，此后螃蟹传教点虽有传教士博于顿，切纳理，威廉斯等极力维持，但仅发展为只有数十人的苗族教会。在黔东南苗族地区，直到1949年，各地虽建有十几个教会，其教徒只不过数百人。[1]直到党居仁、柏格里在贵州西北部花苗地区按此策略传教，“内地会”、“循道公会”在黔的传教活动才开始别开生面。党居仁，英籍传教士，光绪十四年，受“内地会”总会派遣到安顺接替白得礼的工作。他锐意经营，在安顺东城街租一铺面做宣教场所，设座其中，挽人入听，同时，结好官府，交结豪绅。但直至1895年，安顺教会仅有教徒28名。在传教工作受挫，总会指示改变传教方向后，党居仁开始学习苗语，到周围苗族村寨巡回布道；在安顺开办苗民义务学校、选拔苗族杨庆安、杨锡光等人入学和入教，培养骨干；针对苗民多文盲的状况，利用放幻灯以介绍基督降世、殉难和救赎人类等故事，通过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传教；开设“福音”医院，小学等以吸引苗族群众入教。1899年，党居仁在安顺柴家苑等地建立教堂和学校。同年，到织金珠藏熊家场传教，发现和培养苗族李约翰、李摩西，通过他们引带更多的苗族群众去安顺听布道。同年秋，在白马洞建立贵州境第一个苗族教会白马洞教会。同时吸引周围250多个村寨的“花苗”、“水西苗”群众来听布道。后在清镇么岩苗寨，安平（今平坝）谷茨苗等地建立教堂和小学。据1902年统计，苗族受洗群众仅20余人。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居仁拟深入清政府管辖较松、汉化程度较低的“生苗”地区去“开拓”。在为威宁迁往郎岱县懒龙桥苗族猎人张雅各、张约翰通过官府索回被人抢走的猎物后，激发起威宁县兴隆长等地苗族群众的信教热情。数以千计的人群“翻越很多高山，有时跋山涉水要走整整十几天的路程。”“黑夜就在山坡上睡觉，身上盖着毡制大氅”[2]，到安顺来听党居仁传教。一位来自葛布村寨的苗民受洗礼后回村还自发组织教会，每逢主日竟有数百甚至千人从附近村寨赶来参加礼拜。面对这一新情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党居仁即在安顺知府、威宁知州陪同下，率领武装护卫来葛布（今属赫章县）一带观察。利用地方官员的关系，迫使当地土目让出葛布的一快土地给苗族教会修建教堂。1906年完全由苗族教徒自己捐款建造的长32米、宽10.6米，能容纳千人的葛布教堂落成。同时附设小学一所。党居仁派出鲁著如、鲁绍忠（汉族），杨庆安（安顺青苗）杨永福、杨锡光（普定苗族）等苗族义务学校的毕业生充当传教士和教员。这一年党居仁再次来到葛布并带上他的幻灯机，观看耶稣故事幻灯片的群众把“教堂挤得水泄不通。”这次布道行动以为240名正式教徒举行圣餐礼、为180名新教徒洗礼结束。“内地会”党居仁还带动了“循道公会”在黔西北苗族地区的传教工作，但“循道公会”在黔西北等地传教轰动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柏格里的努力。塞缪尔·柏格里1886年作为基督教卫斯理宗分支“循道公会”的传教士来华。第二年，到云南昆明、昭通、会泽等地传教。“经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城乡施诊，尽力宣传”，却收效甚微。1900年以前，昭通教会仅有教徒30多名，城镇民众对其布道“置若罔闻，恒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就在他一筹莫展时，1904年7月12日，有4个持着党居仁介绍信从贵州威宁和水城来的大花苗风尘仆仆的来到他家，请他传授教义。由此，柏格理的友好态度和关于“耶稣”、“圣父”救苦救难的说教再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反映。物质、精神生活极度贫困且急切寻求出路而久久不可得的黔西北边远山区的部分苗族狂热地表现出追求“解脱”的途径和“救星”的热情。他们把传教士称为“上帝”，并产生出一种将获得物质和精神支持的强烈期盼感。继第一批来访者之后，“一批又一批寻找而至的苗民相继到来。……月底，我们共接待了八批”，“有一天来了20人，翌日，另外50人又至，继而又是100人，200人，500人昀后在一个刺骨寒风横扫山野、厚厚积雪覆盖大地之日，竟有1000人走进了我们的大门。”当传教士的活动和大批苗民进城寻找外国传教士的现象引起当地主流社会的猜疑不满和敌视时，柏格理带领两名教徒进入威宁，再次利用“传教特权”向威宁地方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州衙出示布告：苗族信教，不得干涉。凡骚扰苗民及传教士者，概严惩勿论。并让差役四处张贴。在州衙差役的陪同下，柏格理特地拜访了一些汉族团首，彝族土目，或指证其“栓绑吊打苗人”的事实，要他们“当众宣传政府布告，并述说把苗人拴打的错误”；或化解敌意，传道讲经，建立友好关系，彝族诺苏领主安荣之，不仅答应让其属下部民自愿加入基督教，还答应捐赠石门坎地盘给教会修建教堂，修建教堂的经费，除母会出款外，其余由信众捐助，办法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3]教堂建成后，柏格理即以石门坎教堂为中心，走村串寨在苗区进行传道。同时注意从苗族教徒中选拔布道人员，先后选拔，培养布道员计40余人，其中汉族布道员或教师有李司提仅、王老太爷、夏士元等十五、六人，苗族布道员则有杨雅各，张约翰、朱彼得等20多人。经过简单培训，两三人一组在黔西北、滇东北、川南一带传教。1906年建立咪耳沟支堂（云南彝良县镜）。1907年，开始修建石门坎大礼拜堂。此后，陆续建立有长海子（在今威宁黑石区黑石乡）、大平子（云南永善县镜）、拖姑媒（云南彝良县镜）等支堂，并在大关、昭通、盐津、巧家、会泽、寻甸等地相继建立苗族教会，同时建立支堂下属的长海子、天生桥、陆家营、龙井、凌子河、罗布甲、爱华、切冲、上海枯、视角寨、木槽、瓜拉等教堂。1914年，柏格理派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苗族布道员王基徒、杨雅各到威信和川南苗族地区传教。1915年柏格理病逝后，苗族布道员坚持前往，终于在1921年于牛坡坎建立石门坎支堂和光华小学分校，以次为据点，又扩展到川南的珙县、高县、筠连的苗族地区。川南“白苗“的信教人数约1000余户3000余人。“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的传教活动颇见成效，当地苗族85％信仰基督教，而据《中华归主》1920年统计，在全国12个基督教人均昀多的县中，威宁县每万人受餐信徒平均数为272.8，而浙江武康县仅为92.9。[4]二、对苗族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对苗族文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影响。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第一、教育方面。引进现代教育，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等地，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镜地。苗族中多汉字文盲、汉语语音和数字教盲。[5]原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残酷的阶级、民族压迫，使得贵州的苗族文化非常落后，二十多岁的人还不能数上百位的数字。1905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首批学生20多人，全部为青壮年苗族。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鼓励男女学童等接受教育，民国初年，学校取名“光华小学”，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通过宣传“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苗族子弟纷纷入学，石门坎成为基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办学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大本营。1943年光华小学扩建为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以该校为中心。在川滇黔边区分设分校百余所。石门坎学校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四位硕士和博士，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石门坎被称为当时“西南苗族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就连英文教会报上也称其为“海外天国”。许多外国邮件和汇款都直寄“中国石门坎”便可收到，这不能不说是苗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6]第二、文字方面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几千年来长期迁徙的结果，各部分彼此隔绝，以致形成了许多方言和土语。在苗族古歌和民间传说中，都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了，清人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志余》，谢彬著的《云南游记》，于曙峦著的《贵州苗族杂谭》，华学疏著的《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确有苗文，看来字数不多，还不足作为记事、交际之用，近年来在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