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1浅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语文教育专业07级2班刘少勉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作品，吴敬梓独具特色的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基于现实的讽刺；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和运用对比增加讽刺的效果。全书竭尽讽刺之能事，将我国讽刺小说推向了巅峰。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基于现实；夸张；对比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通过充分运用讽刺艺术，批判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败，反映了封建末期黑暗的社会，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毒害。作者不是简简单单地把一切罪恶表达出来，而是在继承前人讽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将讽刺艺术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使《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鲁迅曾经评价过：“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1]这是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一个很好的评价。一、基于现实的讽刺鲁迅先生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2]《儒林外史》中的人和事，在我们看来是滑稽可笑、不可思议，可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缺是不足为奇的。书中讽刺的对象都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典型化，许多人物都是以生活原型为基础的。现小说不是为了讽刺而讽刺，作者绝不会为了卖弄技巧而特意去使用讽刺艺术，而是为了反映社会、指责时弊，为了升华主题。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和人物，初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那么荒唐的举止言行，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却是合理的。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发完笑就了事，而是在笑完之后，更多的是产生对当时社会沉重的思考。小说把现实生活的人物和事件融进小说，使得小说具有了真实性，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讽刺。2小说通过对醉心功名利禄的各种各样的“儒”的剖析，抨击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黑暗。周进和范进就是利欲熏心、热心功名的腐儒的典型。周进屡次参加科考，到60岁还是个童生，只能是靠教私塾勉强过日子。比他小几十岁的梅玖当面做诗嘲笑他：“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揭不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自来。”周进一次参观贡院时，触景生情，竟一头撞在号板上，哭得死去活来。幸得几个商人同情出资为他买了监生，才时来运转中了举人。范进同样也是个在科场摸爬打滚的老童生，有过20多次的落榜经历，54岁还未考中秀才，后来知道自己中举竟然疯起来了。这两个可怜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痛苦和磨难是什么造成的。尽管那么多年饱受奔走科场的艰辛和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可是还是那么执着，追求功名胜过一切，对功名的狂热已经使他们失去了理智。科举制度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变得麻木，扭曲了他们的人性。这一切的罪恶是什么导致的，作者把辛辣的讽刺矛头去批判不合理的科举制度。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总根于爱。”[3]吴敬梓的讽刺之所以这么强烈有力，完全源于他对社会是充满爱的。爱之深责之切。假如他不热爱社会，即使社会再黑暗也不能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作者出身官宦世家，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官场的黑暗。他用自己的笔去批判和揭露黑暗的社会，把一切的罪恶透过讽刺艺术，巧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生动而又深刻。他希望通过把丑恶暴露在阳光下，让阳光照进黑暗的角落，让社会重现光明。二、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即把需要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讽刺效果。夸张是讽刺艺术常用的一种手段。《儒林外史》在真实的基础上运用，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对人物最富与特征的细节加以夸张，来揭示人物的庐山面目，反映生活的本质特征。生活中的一件小小的事情，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作者加以适当的夸张，把一件小事放大出来，上升到人物的精神面貌，反映最深刻的内涵。作者以独具的艺术眼光，从看似滑稽的动作、言语挖掘出深刻的内涵，从那些看似戏剧的表演挖掘出悲剧的内涵，使读者既感到可笑，又感到痛心。作者在对能突显人物特征的细节，用夸张的手法去达到讽刺的效果。如对严监生死时的描写：“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家人都不理3解他的意思，于是说法纷纷不一，他只管拼命摇头。结果只有赵氏知道他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完立即挑掉一茎，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这才终于断了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加上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严监生垂死挣扎，久久不可断气，总是伸着两个指头，却是为了灯盏里点着两茎灯草。两根茎草意味着什么，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也难怪别人不解。最后只有赵氏知道他的用意，可见严监生平时是多么吝啬，一下子贪婪吝啬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夸张并不突兀，把人物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夸张，把要否定的东西扩大化，收到不一般的讽刺效果，将丑陋暴露得彻彻底底。这样的讽刺，这样的夸张渲染并没有违反现实，让人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性产生强烈的憎恶感。三、运用对比增加讽刺效果（一）用一个人物前后不同的表现作对比小说用同一个人物前后不同的表现作对比，使之处于自相矛盾中，大大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范进中举前后，胡屠夫对他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同是一个人，却因为他中举了，所有人的对待都不同。范进中举前，胡屠夫瞧不起他，说他“尖嘴猴腮”，范进平生最怕的就是岳丈了。范进参加乡试时向胡屠夫借路费，被胡屠夫吐了一脸唾沫，骂他“癞吓蟆想吃天鹅肉”，“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胡屠夫尖酸刻薄的语言、恶劣的态度，与范进中举后对他的阿谀奉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范进中举后竟发疯了，当有人出主意叫他打范进一巴掌来救他。可是他却犯难了，认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胡屠夫扭不过众人，喝喝酒壮壮胆子，终于恨下心打了范进一巴掌。范进中举后，胡屠夫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口口声声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胡屠夫对于范进中举前后的不同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种不同让他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极大地加强了讽刺。同是一个人，就只因为中了举就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从一个落魄的穷书生一下子摇身成了贵人。当时的官僚大多数都是从八股取士制度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热衷科举考试是为了做官，因为做了官就能富贵。可见科举制度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是多么重要，中举了就意味着繁华富贵，也难怪那个是的知识分子会对科考如此执着。通过一个人物的不同表现作对比，进4而一步一步把矛头指向科举制度，揭露其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二）用人物自己的语言与行动作对比在对于一些人物的讽刺上，作者不是直接表露自己的憎恶，而是用人物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其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劣的丑行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总是嘴上说得自己是多么的高尚，自己是多么善良，总之一切好的言语都用上了。可是说归说，做归做，说跟说完全是两码事。他们的语言与行动根本没有一丝挂钩，说得头头是道，做的却是无比丑陋，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谎言无须别人去戳破，自己的行动已经暴露了一切。小说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严贡生。当他正在吹嘘自己“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时，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当场就揭穿了他的假面目，实际上就是一个贪小便宜、欺压百姓的乡绅。在第六回中更是暴露了这一丑陋的行径，他用几片云片糕诈骗船家，把不值几文的云片糕说成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弄来的药来吓唬人，以达到诈骗的目的。明明就是不值钱的点心而已，却硬说成是昂贵的药，一下子严贡生无赖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三）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作对比《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些正直善良的形象，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作对比，使得反面人物愈加可笑、可恨。第一回就写了王冕以“隐括全文”。王冕有学问，有才能，可他轻视功名富贵，不好结交权贵，以卖画为生。中间部分写了杜少卿，他反对科举，不求名利，视功名富贵为粪土。杜少卿不顾世俗，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拉着妻子的手大笑着，旁若无人，畅游山水，不顾“两边的人看得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作者还塑造了一个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女性形象沈枝琼。她鄙视权贵，宁愿靠卖诗文和刺绣糊口过日子，也不愿嫁给盐商做妾。面对拘捕她的衙役，她容不迫。通过对这些正面人物的塑造，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主张。作者用正面人物的正值善良与反面人物的卑劣丑陋形成鲜明的对比，越是正面的人物越能显示出反面人物的丑陋，大大加强了讽刺的效果。雨果说过：“丑就在没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关。”[4]美与丑形成强烈的对比，生活中的美与丑是共存，用美更能烘托出丑。5四、结语《儒林外史》中，讽刺大师吴敬梓用饱含辛酸泪水的笔，来描绘封建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他以批判科举为中心，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种种的腐败，把辛辣的讽刺矛头对准“儒林”，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科举制度。从表面上看，小说是喜剧性的，但骨子里是悲剧性的。我们读到小说中那些滑稽的讽刺性描写时，我们禁不住发笑，但笑过之后，不免深思。在悲喜交融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社会批判力。何其芳同志对此做过如下论断：“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5]吴敬梓在继承和发展前人讽刺艺术的经验成果的基础，大胆突破传统文学思想的束缚，独树一帜。作者通过讽刺艺术，把喜剧的、悲剧的、可悲的、滑稽的互相穿插在一起，达到了喜剧性、悲剧性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取得了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为小说带来了艺术上的绚丽多彩。参考文献[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37．[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8．[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2．[4]雨果．雨果论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80．[2][5]何其芳．论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