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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复习题一及参考答案一、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述评。答：在中国的历史上，1898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流产的戊戌变法。在文学史上，1898年也有其特殊的意义。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寂寞萧索，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诗界革命的滥觞起于黄遵宪。但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则是梁启超。针对晚清诗歌创作追求古与雅的写作原则，梁启超他们提出了新与俗的纲领。所谓新，或者说新的意境，就是指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因此，他们认为，诗人应关心现实，熟悉生活，没有亲身的阅历，无法通晓世情不知现今的世事，就难以了解时势，就写不出新的意境。所以“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他们还认为，创造新的诗境，必须有新的思想，只有用新的思想来写新的生活，才能达到这一要求。他们所强调的，是诗歌应该融入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针对“求古求雅”的原则，破了诗体雅俗的界限，黄遵宪就主张诗歌创作的新与俗的理论，就是“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而黄遵宪的诗作就是实践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桐城派古文、八股文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黄遵宪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情深而文明”的改革设想。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新文体”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这期间，梁启超在1899年年底由日本去檀香山的途中想到了“文界革命”。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小说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则始于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由严复、夏曾佑所撰的长文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针对中国的小说在“四部”中历来只能附于子、史的观念，他们从小说营构人心社会作用强调“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一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这种“小说为正史之根”的崭新观念很快就得到了富于激情的梁启超的进一步张扬。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专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倡“小说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在引入“写实派”和“理想派”两个概念的同时谈到了小说的功能与作用。他认为：小说可以“写实”也可以写“理想”。写理想可以以“他境界”导人，写实则可以发露现实生活的秘密，令人获得某种认识。他又从艺术效果的角度探讨了小说对读者所具有的“熏”“浸”“刺”、“提”四种心理感动力，强调小说能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之中被小说的人物和思想情感所同化。梁启超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对小说“移情”“共鸣”或“读者接受”的研究了。梁启超的这些论述不仅说明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传统的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观念，而且为“小说界革命”找到了有力依据。梁启超认定小说与群治的重要关系，也就更为强调小说的思想内容。使小说成为“新民”的工具实际上是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真正动机。到1903年，梁启超又把生物进化论运用到小说界革命中，从而形成了文学进化观，这也就更为小说界革命、为充分肯定小说的地位找到了理论依据。小说被梁启超他们提高到文学的最上乘的地位，这场意在“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促使了小说创作的繁荣二十世纪初年。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他注意到戏剧与小说一样也具有“启智”“新民”的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质疑传统观念，并提倡新的戏剧观念的是陈独秀。1905年，提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的新观点。他还针对戏剧的艺术特点强调了戏剧在改良社会方面的特殊功能。这一年，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后的第二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旨在“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的春柳社，并在新的戏剧观念指导下排演了《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春柳社戏剧活动的消息传到国内，王钟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至此，中国的戏剧经观念的转变与舞台的实践，终于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话剧萌芽时期的文明新戏形式从此定型”。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现代化。所以，提倡“言文合一”，发起白话文运动也成为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这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新民”的重要性，为使语言和文学从古老的文言文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发挥改革社会的作用，便更系统、更有力地宣传言文合一的主张。首先提出“言文合一”这一问题的是黄遵宪。他率先提出了“言文合一”问题。由于维新派人士的大力标举，主张“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从1897年开始后的三五年间，全国就出现了白话报刊四五十种。清末民初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办白话报刊，几乎都是从维新的社会用途着眼，实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打算，并非专从文学角度考虑。但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中，也都由“言文合一”出发谈到了白话与文学的关系。黄遵宪、梁启超的主张，基本上包含了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所提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等主张的的基本内容。6、独行者的文学批评与现代观念几乎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提倡各种文学体裁革命的同时，文学批评领域的独行者王国维则引入叔本华与康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强调“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文学自己的价值”，要求文学从从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婢女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意识，而他从西方美学思想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也较同时代人由进化论哲学进入文学，更逼近文学本体。在文学观念上，针对长期盛行的“文以载道”的传统，王国维借助叔本华与康德的理论，强调“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文学自己的价值”。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虽然渗透了悲观厌世的思想，但也触及了文学的功能问题。王国维深知“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总而言之，作为那个时代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独行者，王国维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以满清遗老自居，其人生哲学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思想但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他属于那个时代少有的，比较纯粹从文学的本体要求出发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批评家。也正是从文学的本体要求出发，他系统地接受和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学，阐发新的文学观念，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才具有特殊的价值，他的文学观念也才更多地具备“现代”的意义。二、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答：当先锋小说家在第二能指和第二所指画上鸿沟之后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要消解意义、消解深度模式就意味着反传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与传统的小说观念作战，所以，他们采用了种种的方式，故意去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1、“戏拟”。所谓“戏拟”，就是一开始故意模仿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颠覆这种方式。在先锋小说家中间，运用“戏拟”这种方式最受注目的是余华，他的《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以及《古典爱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2、设置“空缺”。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的另一方式，是故意在小说中设置“空缺”。传统的小说在时间上是完整、明晰的，故事是有头有尾的，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传统的小说总是阐释性的，它通过对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交代，显示自己的意义。而实验小说家则有意设置空缺（不是省略），使得小说的时间链条被打断。时间链条被打断之后，因果链条也因此而被打破，小说的意义也就无法被整合出来。在故意设“空缺”方面，格非的小说《迷舟》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篇小说把北伐战争作为故事的背景，时刻让你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小说还用时间作标题（除引子外），有关萧七天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但惟独第六天晚上他去榆关做什么成了空白（空缺），而这空缺又是小说至关重要的。萧死了，成了无法补上的空缺，读者无可判断。这不是省略，因为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关键的，最需要讲述的。这里的空缺就把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破坏了。3、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先锋小说家对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还在于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先锋小说家都重视小说的语言实验，但在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是孙甘露。他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作品彻底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每个句子、每一语段都让人看得懂，但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只是那些句子和语段的随意搭配，只是能指的自我指涉和相互指涉。三、论巴金创作的风格演变。答：巴金的文艺思想、心理个性、以及文学素养决定了其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诚的感情色彩、悲郁的艺术氛围以及平易畅达的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文学风尚的更替，以及作家本人生活、思想历程的变化，巴金的创作风格在主导特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某些风格因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尝试五四时期，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思想、鼓吹新文学的刊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的文学风尚也影响、熏陶着他。稍后，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流派中，巴金更倾向于接受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对巴金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创作基调的确立有着较大的影响。在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中，除《报复》、《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三首诗歌带有明显政治思想倾向和炽热抒情色彩之外，其余诗文均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特色。而巴金一开始选择小诗作为自己文学尝试的体裁，也与冰心、郑振铎、宗白华等作家对这一文学样式的提倡与实践分不开。五四新诗坛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豪情放歌与写实主义的深沉咏叹之后，从1921年起诗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写起了小诗。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受诗坛时尚的影响也是显然的。2、追随时代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倾向从《灭亡》发表正式步入文坛到抗战爆发前夕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巴金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即讴歌理想，鼓吹革命，塑造和赞美英雄，抒发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以及旧势力的愤激与批判之情。在这之前，巴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所以他虽然很不情愿地离开实际运动的阵营而不停地从事文学创作，但信仰的诱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使他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的创造。所以，这一阶段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同时也是他思想上极为矛盾和苦闷的时期。巴金这时的心态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许多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的心态极为相近，只不过他们在政治上的追求略有不同而已。正因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