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与中晚唐山水田园诗比较

盛唐与中晚唐山水田园诗比较所谓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的诗歌。田园生活作为独立的题材，进入诗歌的的时代比起山水要早。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写到田园生活的诗歌是传说中唐尧时期的《击壤歌》。《诗经》中也有一些关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如《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等篇开始了对田园生活加以具体的描绘。《七月》中农夫一年四季的耕作、采桑、收获……叙述十分细致。除此以外，《诗经》中还出现田园生活的片段场景，如《魏风?十亩之间》中写到女子在郊外采桑，这些作品对中唐以后新乐府系统的田园诗有很大的影响。山水一开始是作为背景描写进入诗歌创作中的（见《诗经》），而山水诗的日见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观沧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山水诗，但是它的出现还不能标志着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山水诗与田园诗同时成熟是在晋宋之交，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的深化”[1]（P．64）。在一段时期，大量士大夫因为社会动荡而脱离官场,一部分文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个人的全身远害之间，寻求一条可以相互平衡的道路，“朝隐”的风气由此盛行。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朝廷与山水间，与自然亲近了许多。“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踌躇畦苑，游戏平林”（仲长统《昌言》下）,实际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想。而文人生活环境的转变，不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情趣，更加的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尤其重要的是，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开始追求“达自然之致，倡万物之情”的人格美，人格美和自然美得到了统一。能否领略山水之美，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自然开始作为一种愉悦畅想的对象去被发现、被欣赏了。王羲之辞官之后，享受“山水弋钓之乐”，他认为这种乐是一种生命之乐，故“我当卒以乐死”。可见，自然之美已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是东晋陶渊明，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是刘宋谢灵运。田园生活虽然在《诗经》中就有所表现，并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种题材，但人们公认的“田园诗派”却以陶渊明为创始人，他在诗歌中讲述自己躬耕的辛劳与快乐，描绘着田园生活的悠然。由于在《诗经》中，“农家苦”是田园题材的基本内容，而“田园诗”狭义上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田园诗是由陶渊明开创的（并由初唐王绩所接续，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以后，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虽然数量更多，但主题又转变为反映农家疾苦）。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作于入宋以后，东晋后期，虽然玄言诗中已含有许多山水成分，但毕竟还没有形成以景为主的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东晋的玄言诗在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尚有一脉相传之处，但是他在诗歌中模山范水，充分反映出晋人已经领略到的却还未用文字充分表达出来的山水新意。山水田园诗歌共同走向颠峰是在唐代。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山水田园诗是唐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够体现唐代诗歌总体特色。从现存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出，它们是随着整个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并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均有其自身的特点。盛唐山水诗与中晚唐山水诗的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气韵风格上。胡应麟在《诗薮》曾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顶点，诗歌更是全面繁荣。在这一时期，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一批山水诗人的涌现将山水诗歌的艺术成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继承晋、宋以来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的创作传统，形成了具有共同题材内容和相近艺术风格的诗歌流派。他们的诗歌重在发掘自然美，表现悠远自得的情致，创造出物我浑然的境界。总体看来，盛唐山水诗语言清新而韵致高远，格局阔大且气象万千。孟浩然是盛唐山水诗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山水诗很贴近于自己的生活，出现在孟浩然诗中的景物描写似乎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更加显得随性而发、不加雕饰。如《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这首诗色彩素淡、浑成无迹，被后人叹为“天籁之作”。这样的诗语句自然纯净，淳朴而内秀，很让人领略到“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清朝沈德潜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细读孟浩然的山水诗，能够发现，其诗不喜好用堆垛的意象和繁复的词汇刻画描摹景物状貌，而是追求意象的清空和风格的冲淡。“……他注重的是诗歌内在的骨力。孟浩然写了不少描绘雄奇景观的山水诗，总体读来会发现，他大都不喜欢用艰涩的词语和复杂的描写，而是更多的从各个角度烘托主景、渲染气氛”[2]（P．207）。如他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中状八月钱塘潮云：“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笔力雄健，具有俯视一切的气势，这是盛唐大家气象的体现。再如他那首著名的《临洞庭赠张丞相》中形容洞庭的壮观：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前四句中诗人超出了视野的局限，将整个身心融入了宇宙的深处，以去感受洞庭湖云气蒸腾、天水混沌的气势和波涛涌起而撼动岳阳楼的伟力。王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巨匠，他多才多艺，山水诗在他的笔下达到了顶峰。王维的山水诗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数不多，大部分作于中年之后。前后期诗作的思想内容虽呈现显著的不同，但它们都充满了高华而优美的盛唐之音。王维早岁春风得意，充满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又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山水诗上则是选取雄伟壮丽的高山大川来加以描绘，用以寄托他豪迈开朗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同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的开元盛世是一致的。后期则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退出政治舞台，皈依佛门，栖身于山水田园的极乐世界。所以他后期创作的大量的山水诗，基本上是一种雅致的情韵，把大自然当作纯洁的理想王国，多是描绘幽静的山石和清澈的溪流，农村的田园风致，表现出流连光景的娱悦和高蹈出尘的满足。前者如《华岳》：西岳出浮云，积雪在太清。连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白日为之寒，森沈华阴城。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开拆，大河注东溟。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大君包覆载，至德被群生。上帝伫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车久，何独禅云亭。诗人运用夸张笔法，融合神话故事，传神地写出了华岳威峙秦京的雄伟气势和壮丽风貌。诗歌前六句浓墨重彩地渲染华山的雄伟、俊秀，实虚结合地表现了一个瑰奇世界；然后写华山的形成过程，引用巨灵劈山的神话故事，进入到一个诡奇神秘的浪漫境界，突出其陡峭和威严；最后点出请封西岳的主旨。读此诗，不禁使人产生“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壮志，并由华山的壮美进而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美，间接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和诗人青年时期的远大志向。后期的山水诗代表作则为《山居秋暝》，此诗如轻盈淡远的音乐，又如飘渺空灵的妙境，充满着诗情画意之美：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是以写景为主，全诗写出了山、雨、秋、月、松、石、竹、浣女、莲、舟等景物。诗歌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景，就表现出了寂静的山林，清新的空气，迷人的黄昏，抒发着诗人对超脱、闲适的生活的向往。进一步描写了月光挥洒，清泉畅流，更使人增加了对松林、山石的留恋。浣女的笑声，渔舟的回归，使这极静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活力与浓郁的生活气息，充分地体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趣。诗人捕捉了景物中最优美、最动人的一刹那，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地写来，却是如此形象生动，韵味无穷。王维的山水诗丰富多彩，具有不同的风格和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山水诗气象万千的风格特色。他写汉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流急山远，水天相接，是那样波澜壮阔，浩淼空濛；他写终南山：“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白云青霭，山峰沟壑，又是那样高峻广袤、奇幻幽深；他写巴蜀山水：“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把山高两盛、万木郁森的雄秀春景描写得绘声绘色。这些诗歌中，有气象雄伟、意境开阔者，也有雅致清淡、闲适幽静者。无论写何处山水，他都能准确传神地表现其鲜明的个性特征。盛唐山水诗的出现是与其所处的特殊时代有密切关系。从孟浩然、王维这样的盛唐山水诗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景物环境与现实社会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的；诗人与大自然没有疏离，而是相互亲和的。王维的《山居秋暝》中“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实“王孙”“可留”之地并非是与世相隔的绝境，而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也就是说生活情趣和自然景物是被更好的协调在一起的，这样的诗歌“一方面有超尘脱俗的气味，一方面又体现宇宙间生生不已的韵律”[3]（P．179）。读盛唐山水诗，可以体会到诗人作品中的景物环境常常透露着盛唐时代的安定康乐的风貌，感受到盛唐诗歌独有的浑成壮阔的气韵。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耶溪泛舟》、王维的《华岳》《山居秋暝》《终南山》等等，从自然到人文都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写寂静的境界能给能人和平愉悦的享受，写雄浑的景物给人雄心勃勃的崇高享受。这并非是粉饰太平，而是当时社会的生活基础本来如此。虽然他们不乏有些理想性色彩，但也只有身处于和平盛世，山水诗人“才能够从正面表现出如此饱满的诗意”[3]（P．185）。天宝后期，政治出现了危机，社会矛盾由此激化。唐王朝开始由强盛的顶点走向了动乱与衰败。天宝十四年（755）冬，“安史之乱”爆发，盛世一去而不复返。这样的一场社会大变动，也引起了文学的变化。诗歌创作上，开元天宝年间的那样兴象玲珑的境界韵味逐渐淡化，而以往山水诗中明净澄澈、清幽自然的意境也被战乱打破，由此开始了新一段的发展。中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主要有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刘长卿、柳宗元等人。韦应物还能够以冲淡平和的心态来写山水诗，诗歌尚留有一些宁静野逸之趣，但同时也传递出冷落寂寞的气息。刘长卿以及“大历十才子”的山水诗写景衰飒、形式暗淡。总之再也难找到盛唐山水诗中那宏伟的画面和激扬的气势了。刘长卿是唐朝诗坛上亲历战乱，目睹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诗人之一。刘长卿，字文房，洛阳人。他一生历经战乱、饱受蹉跎，诗歌真切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孤独冷漠、凄清悲凉的心态。他在诗歌中把对国家命运的失望和对自己前途的哀叹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在他的山水诗中，人生失意的悲凉感受融入了暗淡萧瑟的景物描写之中，显得更加的浓重深长。“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意象相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漠寂寥情调，在刘长卿诗里反复出现”[4]（P．300）。刘长卿的诗歌现存五百余首，以五律居多，他曾自诩为“五言长城”（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洲唱和诗序》），在他五律五言中山水诗成就较高，如他的《余干旅舍》：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此诗是诗人寄寓在余干（今属江西）旅舍时的怀乡之作。诗的开头写诗人在傍晚独自于旅舍门外伫立凝望，看秋风扫去落叶使整个的世界显得格外的清旷疏朗。眼前的枫树也早就过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佳境，那一片经霜的素红已经稀稀落落。这样浓厚的秋意，既暗示了时光节令的推移，又烘托了诗人情怀的凄清冷寂。在接下去的颈联、颔联中，诗人又分别写到关闭的城门、背人远去的独鸟，写到了夜幕降临后一弯新月正在水边的渡口冉冉上升、而邻家打鱼的小船还没有归来。这些景物描写是冷清落寞的，诗人此时此刻的心境也是孤苦无依落寞凄凉的。这是因为诗人的“乡心正欲绝”，乡情愁思正不断侵扰自己的心灵，而偏偏又有一阵捣衣的砧声传来，那是家的声音、是温暖的声音，只是对于像诗人这样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听起来十分刺心。这一画外音的巧妙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