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盐铁引发的口水大战------深刻影响中国的一场大辩论公元前81年，二月，大概是春节前后，西汉首都长安迎来了全国各地六十余位文化、艺术、思想和知识界的代表。长安的初春，乍暖还寒，六十多位代表意气风发地与西汉的的主要领导人共商国事，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御使大夫桑弘羊、臣相车千秋等，会议由车千秋主持。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场会议描述，当然，如果接着写下去，直写到团结、胜利乃至会议精神和欢欣鼓舞，就没有后来的历史了，更没有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代表劈头盖脸地就问责御使大夫和臣相，从政府垄断的盐铁行业开始，一直问责到历年的农业、工商业、军事、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言辞激烈，态度严肃，而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代表也毫不示弱，对于代表们的指责理解予以猛烈还击，一一予以驳斥。双方你来我往，吐沫横飞。一个省油的灯都没有。会开完了，话还没说完，到了大会闭幕的时候，按照史书的记载，应该是民间代表和政府代表依然不服，道别完了，互相还揪着辩。这场口水战是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本来就想说说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结果，这六十多人把话题从盐、铁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按照现存的史料看，会议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后人能够看到这场盛况的口水大战是会议之后二十多年（也有考证为三十多年后），一个参与了会议的政府官员完整的记录下当时的言论。经过整理编辑。起名《盐铁论》。这个官员叫恒宽，恒宽老师写这本书并流传到社会上时，会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都已不在人世。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解秘资料了。可以猜想到，如果会议内容不是过于敏感和尴尬的话，当时就可以编辑整理出来。何必要等二、三十年。恒宽老师不知道，他的这本书，成了后世中国国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在两千多年后一场文化革命的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将书倒背如流，熟读这本书是为了狠狠地批判这本书，批判书里的人和他们的言论。首先，参加会议的六十多位全国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第一类是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这些大老板可不是简单的大老板，其中魏相是学《易》的，而且水平极高，在整个的辩论会中，代表们辩急了眼，竟然将一个自己知道但绝不能说出来的天机给泄露了出来。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好在没有直说，其实就是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第二类人是文学，文学这个词那时还有这样的讲法。所谓文学就是那些肯读书，会读书，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要按文凭算的话，怎么也是大本以上吧。这六十多人中，确实个个是民间的高手，语言清晰，逻辑严密，思维敏捷。非要拿现在的词套，“民意代表”勉强能套的上。民意代表们的对手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这些对手可不是吃素的，桑弘羊，十三岁就进宫做官，受汉武帝亲自调教，据说他从小心算能力就超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史上没有记载，但是，能让汉武帝器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又在身后让他辅助昭帝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而且，汉武帝的功业与桑弘羊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这六十多人要批评的就是汉武帝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桑弘羊引以为骄傲的业绩。大辩论开始了。民意代表们绝不是善茬，他们开门见山，一点废话都没有，直接就从垄断下手，说治理和发展国家，要以德治国，抑制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弘扬仁义，不让把上上下下都搞的一副利益熏心的样子，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现在各地盐啊、铁啊，酒啊，都被国营垄断了，私营企业沾都沾不上，只能搞点废品收购或者卖饲料之类的买卖，还口口声声要他们做大做强，这就是与民争利，把忠厚的社会风气给败坏了，让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贪婪之心，所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老实本分的少了，都想着发横财，没心思种地，人心本末倒置，本分的人少了，花哨的人就多了，花哨的人和事多了，社会本质就开始败坏，人心就奢侈下劣，就会有发生饥寒灾祸的可能。只有本分人和诚实朴素的人就多了，农业就兴旺，财用就富足。所以，应该废除垄断，抑制工商业，促进农业发展。官员们立刻把话接过来。从国家的角度，予以猛烈而严谨的还击。在官员们接过话之前，还要说一下，这场始于垄断批判的大辩论的背后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绝不是西汉昭帝和他的官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就下诏召开的。根据历史记录和推断，这幕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加上当政者各怀各的心思，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促成了这场口水大战。在历史中激荡起的涟漪，一直影响到两千多年以后。事情还得先扯到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那儿，光说汉武帝还不行，还得再往上扯一下汉文帝。再往上到汉高祖。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老辈在秦灭后，拿下了江山，面对这么一个经过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大烂摊子。高祖这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政治家对国家、社会做了极其深刻的思考，最终小心翼翼地开始上岗治国，一系列政策出台了，这些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美国不禁枪在现在看来很难理解很牛，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也是不禁枪的。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挂在身上，也没人拦你。你打一百把刀挂身上，只要你不砍人，就没人管你，你要是砍人，人家也有刀砍你，砍不过你，政府就派兵来砍你。这还不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高租竟然开放了货币，这就意味着，那时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自己造钱，在市场上流通。到了吕后上岗的时候，这位在历史上身背很多恶名的太后，接着高祖的惠民政策，有出台了“奖励孝悌力田”，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敦行务本。这样一来，国力开始逐渐恢复。到了“文、景之治”时，汉之前的农业税惯例是十分之一，高祖给改成了十五分之一，到了文帝时，觉得老百姓过的还不够好，又给减了一半，就是三十分之一，其中，在位二十三年中，还有十二年全免。这时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丁兴旺，家庭富足，各地的粮食储备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还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意思是各地纷纷涌现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市场空前繁荣，物资供应丰富。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南阳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老百姓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但领导人却节俭的要命，在历史上的抠门指数超高。文帝十三年下诏发了个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奇珍异物。而且，文帝管的住自己，也管的住媳妇，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好象是为了节约布，甚至，帷帐上连朵花都不绣。更别说出去开个公司干个什么买卖了。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嫌贵就算了。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自然就跟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的事情即便有也不敢张扬。史家都确定，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确实是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其实，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的繁荣，但背后却有着社会道德标准高和人心忠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想一想，商人可以自己造货币，可以造铁，不仅没有出乱子，反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至少应该有很完善和严厉的法制作为保障吧，但是，高祖却废除了秦时一系列苛刻的法律。代之更为宽容的法律。这大概人心道德和经济建设一起发展的道理，还有个词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这么一个好家当，交到汉武帝手上。汉武帝确实是雄才大略，手上有钱，家底殷实，特别是不甘心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当他确定和亲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时，决定动武。说干就干。他十六岁即位，七十岁逝世，在位时，打了四十四年的仗，历史上有评价，共创建了这样几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这位被史家挂了五块沉甸甸政治金牌的皇帝在晚年也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求长生不老之类的。可是，他老人家确有过人的一面。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罪己诏”的形式告之天下。相当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如今人民日报的头版或者新闻联播换金时间告诉全国人民。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位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向人民道歉。这位勇于认错的皇帝临死前除了对人民的愧疚和对自己武功，把领导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可是这为太子还小，才七岁，刚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当然接不了这一大摊子，于是就让大臣霍光辅佐他作皇帝。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这时，国家领导权实际上是在霍光和另外几个大臣的手上，这几个大臣，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上官桀、还有一个是田千秋。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因此，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一定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当然，当时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国家已经不堪承受，流民遍地，民怨极大。这也是六十多敢于直谏的贤良撸着袖子奔赴到长安责难政府官员的重要根源。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有什么私利在心里，但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从高祖到文帝再到武帝再到现在，这些身历了朝代更替的大臣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很混乱，很迷茫，确实也需要听一听他人的建议。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会议的主题很斯文，叫“问民间疾苦”。现在大致能了解到一些汉宫殿的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会在哪里开的，中午吃饭是几菜一汤，晚上住的是几星级的宾馆，现场挂没挂“问民间疾苦”这样的标语。总之，六十多人开个会，加上政府官员，旁听的，观摩的，端茶倒水的，做记录的，保安，物业还有见吵的太厉害在一边等着用武力劝架的卫兵，最多也就一百来人。这一百来人，不用太大的殿就能坐的下。接待起来毫不费力。一个县礼堂都绰绰有余。这六十人多坐下后，就把矛头对向了桑弘羊，指责他出台并执行的行业垄断政策破坏了民风和社会道德。史上，很多人知道三国时有舌战群儒的局面。但，真正的舌战群儒还是在这里。久经战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严峻考验的桑弘羊毫不畏惧，面对劈头盖脸的责难，立即还以颜色。按照《盐铁论》的记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喝口茶清清嗓子，开口直奔主题。政府官员说，匈奴跟我们的外交关系破裂了，多次侵扰我们的边境，防他们吧，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不驻军战备吧，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国土和主权。上一代领导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尤其是边境的人民群众被匈奴欺压迫害，所以在边境建造大量的军事设施，保家卫国，休整烽火台，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可是，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