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

526078265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作者：薛伟强高…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4更新时间：2011-3-31：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薛伟强高景龙《历史教学·中学版》2010年第3期【摘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亦是高中历史新课程的重要专题之一。近20年来，学术研究厘清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史实，摆脱了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是，中学历史教学仍在重复旧说。本文力图沟通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以资同仁借鉴参考。【关键词】近代资本主义，学术研究，中学历史教学【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5-0003一08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现象。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其列为“必修Ⅱ”的专题之一，定位为“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其内容标准为三个子目：(1)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2)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3)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按照这样的要求书写教科书，取决于编写者的学术水平。目前高中新课标教材有的仍持传统观点，有的吸收了部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旧杂用。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个专题必须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新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沟通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以资同仁借鉴参考。一、名与实“中国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特定概念，尽管所有教材都在使用，但对其内涵的解释各持己见。有的仅限定在民族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有的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式都纳入中国资本主义。因此，有必要先厘清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是革命时代的政治词汇。它们是“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出现后的对应物。列宁是民族资产阶级概念的发明者，他指的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以“压迫”和“被压迫”两个简明扼要的词汇，突出了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根本对立的关系。同时，列宁也指出了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反动性并存这一特殊本质。在列宁的启发下，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为一个十足的革命观念。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创造性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分析了各自的经济地位和对待革命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具有两面性。因此，“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买办资产阶级依靠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后，发展成官僚资产阶级，亦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后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买办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经常是同义语，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阶级)也是同义语。毛泽东从政治上的敌我关系将资产阶级划分为这样两类，由此也改变了列宁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含义，即：它不再是泛指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而是特指旧中国区别于大资产阶级的具有两面性的中等资产阶级。后来有人引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阶级，如亚非拉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对应的经济基础被称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特权性”是官僚资本的突出特征。过去所谓“四大家族”就是按照这个论断描述出来的。那么，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理应就是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有多种代称，如“民族工业”“民族工商业”。这已不是指整个国家或民族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指在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产生、存在的一种特殊经济。在红色根据地的公有制经济出现之前，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唯一的新的进步经济。这套理论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被视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在革命斗争中起到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革命史观应用上述理论解释中国近代经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仍然受其影响，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等同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工业”被作为论证的依据；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必然起到压迫、破坏“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革命史观的重大缺陷是理论先行，不是论从史出。当学术界从史实的角度，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结论大相径庭。“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纪人和经纪业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近代的买办也有进步与落后的差别。陈旭麓先生认为，买办是“当时中国最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部分人”。这是真知灼见。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企业中，买办资本的比重非常可观。如唐廷枢、徐润之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郑观应之于上海电报总局、上海织布局，郭甘章之于甘章船厂，祝大椿之于源昌碾米厂，盛宣怀之于天津电报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以及后来的虞洽卿参与的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等等，正是这些遭到唾骂的买办创办了很多令人尊敬的民族企业。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买办的评价进一步上扬，认为他们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代企业家，对中国的近代化发挥了促进作用。所谓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固然存在，然其积极作用亦应受到重视。对于基础弱、起步晚的后现代国家，国家资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重大。最明显的事例是，日本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下快速起步和发展起来的。在近代中国，官商之间也绝非以“压迫与被压迫”为主。清末民初，官员投资工商业而列身商贾的现象较为突出。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两大民营企业集团——周学熙企业集团及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为例，其鼎盛时期的资本总额分别达到4000万元、3000万元。二人以“南张北周”著称于世，他们都是亦官亦商。周学熙之父周馥官至总督，周学熙曾任开平矿务局总办、长芦运察使、直隶按察使、北洋工艺局总办等官职，后两度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官场和工商界两方面的人脉极广。启新由官营转为私营企业时，又有一批官僚参与其中，包括周的亲族和袁世凯的亲族。启新公司的历届董事都有政府官僚。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总局和耀华玻璃公司，在原料价格和产品销售、运输、税收等方面都享有特权和优惠条件。张謇乃甲午年状元，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官职，其与官僚的交往也是企业起步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交好使他贱价获得创办大生纱厂时的官股，刘还电令地方官将原存于典当生息的公款转存到大生。实际上，大生企业的性质应称为官商合办。大生纱厂开车后，张謇通过官府获得了在南通经营纺织厂的垄断地位。其后，张謇在政坛上多次进退，曾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部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不仅是经济界的大佬，在政坛上也举足轻重。因此，在实际中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并非泾渭分明，理论上的划分很难得到实证。民族资本主义实质就是“私营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都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提法。客观而言，民族工业理应包含中华民族所有的工业。无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官僚资本。至于外国资本的归属，学术界则一直有较大争议。分歧涉及对“中国”一词的理解，有“国土说”“国民说”之别。“国土说”以许涤新、吴承明等人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应把外国在华资本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主要理由是：①外国在华资本大部分是在中国国土上聚敛起来的；②直到抗日战争前，外国资本都占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大比重，而且是最集中最具垄断性的部分，如把它排除在外，就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多数论著在使用“中国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时，往往采用了“国民说”，例如，孔经纬在《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一书中即把“外国在华资本”排除在“中国资本主义”以外，认为外国在华资本是侵略资本，不应混入中国资本主义。把旧中国的洋行大班归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行列，似乎说不通；但是将外国资本的在华企业都排除在中国资本主义以外，如同说现在的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无关一样，也很荒唐。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二、宏观与微观怎样判断近百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史研究由于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因此格外重视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生产力的增长，对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更缺乏研究，从而导致各种经济史教材，都按照所有制关系将中国经济分割为几大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等等。至于这一百余年问中国经济总的发展状况如何，却没有整体的分析。过去有一种定型的看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19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不断反思、批评这种“沉沦观”，并形成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部发展和不发展并存的历史。总趋势是向前发展。这不同于传统的以1919年为界限的两分法，或以1895年和1927年为界限的三分法，它们都有明显的革命史取向。但是，目前流行的仍是这两种划分模式。比如当下各种中学教材、辅导书流行的两种阶段总结：一、中国近代化发展历程：1、起步阶段（1840－1895年）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曲折发展的历程：1、产生（19世纪60、70年代）2、初步发展（19世纪末）3、短暂繁荣（1912－1919年）4、日益萎缩（1927－1937年）5、走向崩溃（1937－1949年）在新的划分模式中，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的观点较为合理。他把中国近代百余年经济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840－1894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50多年。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凭借武力取得了很多侵略特权以方便对华商品输出，本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方式是以鸦片为主的商品侵略。中国经济由原来开放性较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独立经济变为被动开放、日益受世界市场影响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的附属国经济。在通商口岸，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逐渐产生，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近代化特征。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掠夺和本国的封建因素的束缚及长期的战争，中国经济发展极为艰难，国民生产总值为负增长。2、1895－1937年7月，即两次中日战争之间的40多年。这一阶段正值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是列强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攫取一般的经济利益，而是要瓜分中国，建立独占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西方列强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对华控制，在经济上加剧了对华掠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经基本形成。在人民的压力下，旧中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民族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增长，中国近代化有长足的发展。但官僚资本主义也大大发展，甚至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农村仍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一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比不上其他国家，但是国民生产总值毕竟呈增长趋势。3、1937年7月－1949年，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特殊时期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经济近代化进程，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出现了三种经济制度：日占区的殖民地型经济、国统区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农村封建主义经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一方面都受战争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自身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各自的前途：日占区的殖民地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