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简析日本新闻业迅速沦为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开始产生并发展，日本国内政治陷于动荡。尽管如此日本媒体却在大正民主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对当时军部鼓吹的对外侵略主张以及政府的专制主义统治进行了批判。“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尽管在政府和军部内围绕满蒙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但是当时全国性大报并未随声附和，而是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表示了对军部的反抗。因此，满蒙问题强硬论并未形成气候，这与媒体的舆论导向是分不开的。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媒体却发生了整体的“转向”。“九一八”事变成为了日本媒体转向法西斯化的质变开端。事变爆发后，日本各报迅速展开报道。9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暴戾之支那兵炸毁北大营西北之满铁线，并攻击我守备队，我守备队被迫应战，以大炮轰击北大营之支那兵，并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日本各报还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媒体开始纳入军国主义体系，到“五一五”事件时，有90%的报纸已停止抵抗，而到“二二六”事件时则100%放弃抵抗，日本新闻事业彻底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日本是世界新闻事业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日本新闻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日本新闻业（尤其是日本报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阶段，那就是在二战前期及二战中受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军国主义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新闻媒体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传媒不再代表公众监督政府，转而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呐喊助威。多重的因素相互交织，导致了日本新闻事业在经历短暂辉煌之后迅速沦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一日本新闻业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日本报业自诞生之初便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官方控制之下。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报纸强大的宣传、引导功能逐渐为为政者所重视，当时的政府在资金、政策方面都给予了许多倾斜与支持。日本政府对报纸总是实行积极利用和消极控制的两手政策，报纸则努力在政府的控制和利用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日本近代化事业推进过程中，最初政府与报纸结成了相互倚重的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后，政府非常重视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把报纸看作“仁慈力量的代言人”。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的《每日新闻》就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政府借助媒体使人民周知政策，引导其走向文明开化；而媒体也借政府的扶持打开和扩大销路。到明治中后期，报纸已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此时官员可以退而作报人，报人可出仕为高官，两者相得益彰。但是，新闻业的发展并不是脱离政府的。事实上，它一开始就被纳入国家的总体战略的通盘设计与实践中。明治政府的“新闻奖励策”并非孤立的现象；在“殖产兴业”政策中，政府大力扶持私人企业、促进经济发展，使读者具有了相当的购买力；政府也重视新式教育，扩大了新闻的读者群，同时也增加了读者参与的机会。毫无疑问，日本政府一直掌握着大方向的一致，即锻造新的国家(富国强兵)、新的人民(文明开化)。因此，政府扶持媒体只是希望报刊能正确地解释国家政策。若媒体超出这一范畴，则会受到一系列法令的约束。可以说，日本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权力博弈的舞台，报纸生存的空间永远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形成了一种畸形发展模式。而到了近代，日本从西方引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的“霸权文明”与日本的“忠军孝国”价值观相互作用，控制着民众的价值观。新闻媒体在军国主义政府的舆论调控下，将国家利益至上、军国主义至上的传播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二军国主义扩张与控制舆论的需要一战后，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提出“国家总体战”的军事理论，认为未来战争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较量，必须进行国家总动员。在人的动员方面要求则做到思想统一化、国民组织化。其中人的心理承受力和精神团结最为重要。早在20世纪初期，日本军部就根据这一理论积极筹建总体战体制，以便改造媒体为战争所用。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求在明治维新后企业化、大众化的报纸抛弃兴趣中心主义，帮助读者充分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战争期间的日本新闻媒体被要求发挥“社会木铎”的作用，倾全力“善导时局”。在军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下，日本的新闻媒体把引导战争舆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日本军国主义者坚信，全体国民精神上的统一及其紧张情绪能否持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读者多数是教养较低的，代表他们意见的舆论也是浅薄且没有指导力的。因此他们要求新闻界抛弃兴趣中心主义，而置重心于对读者大众的指导上，以帮助读者充分地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利于国策的施行。这样，日本新闻业的新闻价值标准便在军国主义政府的压力下变为：1)是否能激励国民战斗2)是否有利于军国主义政策的推行3)是否能瓦解敌对国国民的意志4)是否有利于对外战争的顺利进行总之，就是要煽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狂热情绪，利于战争的进行。在这样的新闻价值观念驱使下，日本的新闻事业逐渐演变为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舆论工具。三政府对媒体高度监控的一系列举措日本政府为动员全体国民参与战争，对日本媒体进行了种种的管理、控制政策，其中包括：1)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1932年达5000起。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军部要求“国论”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必须完全一致，媒体即使想与政府保持距离也决不被允许。2)发动国体明征运动与“国家总动员运动”。1935年日本政府发起了“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国内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电影中只有行走、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在1938年，日本政府又发动了“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治、国民统治和精神统治。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数千名宗教人士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3)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制。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实行直接控制。该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政策与法规，例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思想犯监护法、报纸等揭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以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4)报刊、通讯社大合并。日本政府颁布了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者将受到处置。政府宣布除了几家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进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社。1936年11月政府合并了日本两家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划归该社名下，凡新闻传播的电报，都只授权于该报社。四传统历史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日本自7世纪“大化革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权（其中又有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相伴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播等，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识，这对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集团主义，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条件下，很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中。同时，日本具有武士道德国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的特殊特点，导致国民赞成通过战争手段满足利益需求，认同、支持并献身侵略战争。同时，政府加强思想控制，使国民精神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天皇驱使，培养征战光荣、穷兵黩武的战斗精神，并使之成为日本社会的理想价值。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陷入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军国主义暗流涌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在强烈民族主义思想以及集团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日本国民认为凡是符合民族利益的，都是正确的，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和拥护，哪怕牺牲个人的利益。因此，在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日本新闻媒体放弃了反战主张，转而支持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五媒体自身经济利益的推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商业报刊的发展。由此，日本报业的产业化步入畸形发展阶段。作为产业，报刊要生存就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同时进行适当的炒作。而要炒作硬新闻，就必须在政府提倡、允许的范畴内。显然，就国内政治问题提出反面议论是危险的，而炒作战争则会引起政府和民众举国一致的关注，带来巨大的利润。于是，借助战时各阶层的狂热，日本媒体使尽浑身解数，攫取利润，促进自身发展。对报社经营者而言，只要能赚钱，战争也是一件好事。“九一八”事变后，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日本《读卖新闻》将策划已久但尚未实施的晚刊推出，一举获得成功。在事变发生后，报纸的销量一度因受广播的冲击而有所下降。为改变这种困境，各报社想方设法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以刺激报纸的销售，对战争的极力渲染正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以此促进了报纸销量的猛增。日本新闻媒体营造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大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参考书籍：《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李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日本近代史》，安冈昭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大众传媒史》，三本文雄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