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

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重读《七律·长征》姚雪垠一老友臧克家同志应广大读者的期望，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要我自选一个题目，写篇稿子。我自知学力不足，一再婉辞。婉辞不准，便选了《七律·长征》一诗，谈一谈我重读《长征》后的粗浅意见。正好，今年是毛主席创作《长征》55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由于过去几年，我国文艺理论战线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了方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正确的创作原则，使文艺理论园地被糟蹋成了重灾区。我趁此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时候，也趁着重读毛泽东诗词的机会，谈一谈有关文学创作问题的基本道理，以及文学史发展的若干规律，就教于广大读者。出于这一意图，所以我的这篇短章不限于对《长征》一诗的鉴赏。又鉴于有些文艺界的“精英”们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缺乏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常识，对中青年产生了很坏影响，所以必要时我兼谈一点常识。二毛泽东同志一身兼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他身上的这几个特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前几个伟大作为条件，他不可能写出光辉夺目的革命诗篇。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辉夺目的诗词。由此可见，曾被视为文艺理论“精英”的弄潮儿，鼓吹作家要超越社会、超越阶级、超越时代、超越历史等等谬说，全是缺乏常识之谈。在中国历史上，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伟大革命，历史会使各种杰出的人物“应运而生，而毛泽东只能产生于这一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他的革命生活培养出他的革命人格，产生了他的革命激情，表现为他的革命的诗歌。这种有机联系，会给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很大启发，从中悟出来一个关于文艺创作的根本道理。我国文艺界在80年代经过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之后，有不少党内党外的作家和诗人，一面醉心向西洋资产阶级现代流派学习，一面提出了并实践着他们的文艺主张，既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创作和研究的指导作用，又反对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革命传统，蔑视从“五四”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革命现实主义(包涵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抛掉文艺与人民革命的宏伟事业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讲什么文学的主体论、作家的内宇宙、要为21世纪写作，还有什么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等等，猖狂一时，混淆视听，迷惑青年，误己误人。事物的兴衰存亡都有其必然规律。我们不能不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反思与总结。我奉劝文艺界这些同事，首先冷静下来，认真读一点书，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再读一读毛泽东的诗词，反复思考文学创作的根本道理。倘若你们能够摆脱当代某些以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能事而又偏偏十分不学无术的、在文艺理论界所谓“精英”的影响，研究一点中国国情(即社会的、政治的现实)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你们就容易进行有益的反思了。三毛泽东的诗词，并不是篇篇都达到同样水平。单就其若干首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说，可以说前无古人。这一产生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公认的现象，也给我们十分有益的思想启发。在我国上下三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学史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经典性的不朽作品。例如屈原的《离骚》，杜甫的一部分古近体诗，毛泽东的一部分诗词，都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凡是杰出的和伟大的作品，都是较有深度地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在艺术上有较高的创造性。社会生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民的思想感情在不断变化，而表现生活的艺术形式和方法也在不断前进，于是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学，在文学史上既相连续，又分阶段。伟大的作家既表现他那个时代(历史阶段)的高峰，又不会结束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屈原是奴隶制时代的诗人高峰，但不妨碍产生杜甫这样封建时代的诗人高峰，而毛泽东同志是在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诗人高峰。诗歌的发展如此，小说及其他文学的发展也莫不如此。以我国的长篇小说而言，施耐庵和罗贯中都创造了他们的高峰。曹雪芹又创造了一个高峰。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指七十回本)、《红楼梦》(指前八十回)，都只是在所描写的特定的题材领域和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获得了各自的光辉成就，达到了历史发展阶段的高峰，都没有结束我国长篇小说的继续发展。对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伟大作品，我们都应该认真研究、学习，但不能盲目崇拜。对古典小说中的伟大作品，例如《红楼梦》，我们当然要学习和称颂，但不要抱着“叹观止矣”的思想。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今天的七十年间，我们有许多作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哺育，掌握了观察社会生活与历史生活的先进的哲学思想，发展了新的小说美学思想，也发展了小说的写作技巧。我们这一代，对祖国文学史的光辉成就不愿学习，甚或抱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既不能民族虚无，又不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用说了，就是如《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不应该一味的顶礼膜拜。我们毕竟比曹雪芹晚生了两百多年，应该既虚心向他的名著学习，也敢于指出《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不足与失误之处。这是我对待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态度，也是我对待毛泽东同志诗词的态度。在60年代的前半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两三年中，在我国伴随着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个人迷信，出现了一阵所谓“顶峰论”的浪潮。当时主要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当时用的是“顶峰”一词，其涵义是非常绝对的，指明毛泽东以后不可能再有发展了。在武汉地区，随着“顶峰论”的甚嚣尘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论调：“毛主席的诗词是中国文学史的顶峰”，并且说，不仅是过去几千年文学史的顶峰，而且也是今后的顶峰。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空前绝后”。这种论调是曾经出现于武汉地区某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现象，而当时是不能有第二种意见的。在小组学习会上，我几乎在这个问题上惹出大祸。这显然是以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今天我们重读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不仅从中吸取美学享受，也要受到他对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启发。我们既要承认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伟大诗人，也要给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适当的光辉地位，既没有“空前”，也不会“绝后”。文学史还在继续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四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遗产，词的成就大于诗，数量亦大于诗。他于1965年7月写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他自己“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又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这几句话含有谦逊之意，但基本上相当真实。看他在“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一句下加了着重点，足见他的话出于真意。在他的为数不多的七律中，我较为喜爱的是《长征》一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和谐统一，十分完美。为着欣赏《长征》的艺术技巧，我先谈一点关于七律这一诗体的基本知识。毛主席没有写过古体诗，只写过近体诗。对于近体诗，他只写过几首七律和两首七绝。五律和五绝都没发表过。对于律诗这种兴起于盛唐的诗歌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呢?明朝曾经有人说过，由于人事日繁，语言也由简单变向复杂，于是在诗体方面，由四言变为五言，五言又变为七言。这一说法，到现代尚受重视，曾被日本学者盐谷温博士所采用，加以宣传。我在青年时代也相信这一说法，但是随后读书渐多，又学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我开始对这种简单的社会生活决定论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认为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当四言体尚在黄河流域流行的时候，在江汉流域已经崛起了楚辞文学，基本上以七字句为主调。为什么在诗歌领域不直接以七言骚体代替四言体?第二，七古比七律更为活泼，表现力更强，五古的表现力也强，何以在七古和五古流行的唐代又产生了五、七言律体?而且伟大的诗人杜甫很擅长五古诗体，曾经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前后《出塞》等不朽的五古诗篇，为什么在他的手中又发展了七律的诗体，使七律的美学特性达到了辉煌水平?他曾不无自负地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两句诗主要是指他在律体诗方面的创作苦心和下的苦功。要解释近体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应从中国诗歌形式的美学要求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两方面进行思考。中国文字(指汉字)是单音字，过去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近来许多进行了比较研究的语言学家认为汉字比西洋的拼音文字不但不落后，而且有许多独具的优点。它的单字和词，既精练，又准确，又涵义丰富。我国的古典诗建筑在单音字和词上，很自然地产生了字数整齐的叶韵偶句，自然地产生对仗之美，自然地由运用平仄变化和双声叠韵而产生音调与音韵之美。偶句对仗，逐渐发展为律诗的美学基础之一。单就偶句对仗的美学现象说，在上古的《诗经》和《楚辞》中就频频出现。自然地运用平仄谐调与双声叠韵之美，也开始于《诗经》。《诗经》和《楚辞》中出现的对仗句，可称为自然对仗。自然对仗与律诗所讲究的对仗不同，但前者是后者的萌芽、起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中自然对仗的一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荚蓉以为裳”，这是《离骚》中自然对仗的一例。明白了汉语和汉字的特点，汉语单字(或词)具有平仄和偶句的讲究对仗，就可以理解律诗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的自然规律。这种为中国古典诗特有的美学现象，经过六朝和隋，到唐初有了更大发展，这就为近体诗(开始时称为今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历史准备。可以说，五、七言律诗是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在古典诗形式方面出现的美学追求，最后达到的一种结果。这一历史运动，是在长时期中由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逐步地发展为一个飞跃。一般地说，这一历史运动的最后阶段，是经过初唐时期的杜审言、沈俭期、宋之问到进入盛唐时期的王维、孟浩然等，向近体诗的格律化步步前进，成为风气。在盛唐诗人中，如王湾的五律《次北固山下》，李白的五律《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又如崔颢的七律《黄鹤楼》、李白的七律《登金陵凤凰台》，都是近体诗进入完全成熟时期的千古名作，标志着一次历史飞跃的完成。至于绝句方面，不用说了。在这次历史飞跃中贡献最大的莫过杜甫。他写的近体诗不仅在当时数量最多，而且艺术的锤炼最精，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最深，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文学史上的所谓初唐，是近体诗产生的前夜，也是摆脱不健康的齐梁柔靡文风和诗风而向刚健的“唐音转变的过渡阶段，而四六句的骈体文也有了新的发展。王勃的骈体文就比较刚健，例如他的对仗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惟格调刚健，而且对仗有惊人之美。骈体文与近体诗，在发展上互为影响。以上是从我国古典诗体的本身(汉语文字的)因素略谈向近体诗演变的内在规律。另外，我也要简略地谈一谈产生近体诗的社会(也是政治的)原因。以汉字为统一文字的中国，幅员辽阔，方音复杂，必须有统一规定的音韵，才能有全国遵守的近体诗格律。隋、唐是中国第二次大一统国家出现的朝代。这一次的大一统不是秦汉大一统的还原，而是向更高一级的发展。在北方的许多较重要的少数民族，从4世纪开始，分别在黄河流域相继建立政权，经过十六国纷争，前后135年，在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上逐渐发展，也逐渐汉化，到隋朝统一到中国的民族混合的大家庭中。在长江中下游，即所谓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和宋、齐、梁、陈，经济和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隋、唐两朝是在这样新的社会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第二次大一统的伟大事业。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上的要求，全国文字在音韵上必须统一。从隋朝的《切韵》作为统一全国音韵的雏型，到盛唐的《唐韵》出现，完成了统一的韵书。而在《唐韵》成书之前，在诗人(或有志于写诗的人)中必然对全国统一的音韵已经有了共识，否则将没法写近体诗。由此可见，近体诗的格律是建立在大唐帝国全国统一的音韵上，它是适应中国第二次大一统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唐朝打破了六朝门阀世族专政，改变为庶民地主参政，创立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吏，一般人考中了进士即可做官，可以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