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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史》练习题（一）参考答案一、分析论述题1.比较分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文学发展的异同。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因而人文主义文学的新文学出现也最早。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先驱，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抒情诗集是《歌集》，主要歌咏对劳拉的爱情，表现了以现世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歌集》的形式，以十四行诗为主，为后来欧洲抒情诗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薄迦丘的杰作是《十日谈》。该作勇敢地向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作品反映意大利社会的现实，多以爱情为主题，大胆揭露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的生活腐朽、道德败坏；赞美商人、手工业者的聪明、勇敢、热爱现世生活，反对禁欲主义。15世纪以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曾一度繁荣，但总的成就不如早期。法国：法国的人文主义文学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法国人文主义文学的显著特点是自始至终存在着贵族和平民两种倾向。以龙沙等七人组成的“七星诗社”具有浓重的贵族倾向。他们肯定生活，歌颂自然与爱情，反对禁欲主义，注重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诗歌的建立，但轻视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艺术上追求典雅的风格。拉伯雷是法国人文主义文学平民倾向的杰出代表西班牙：西班牙从15世纪末走向统一，但强盛时期非常短暂，16世纪中叶以后便开始衰落。因此，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人文主义文学出现较晚。此前西班牙文坛的流浪汉小说和骑士文学畸形繁荣，直到16世纪、17世纪间，人文主义文学才带来了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西班牙人文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是塞万提斯。这一时期的戏剧得到了繁荣。维加是西班牙戏剧的奠基者，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代表作为《羊泉村》，描绘了1476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压迫的史实。英国：英国的人文主义文学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最早的作家是乔叟。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影响下，他的诗作显示出反封建、反教会、追求个性自由的倾向。代表作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受薄迦丘《十日谈》影响，较全面地反映了14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败无耻，肯定了对世俗爱情的追求。15世纪末，一批新的人文主义学者登上文坛。托马斯·莫尔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的主要著作《乌托邦》是一部对话体幻想小说，成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重要著作之一。16世纪，英国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人文主义文学空前发达。此时文学成就最大的是戏剧。在莎士比亚之前，出现了一批所谓“大学才子”的剧作家。“大学才子”剧作家是16世纪后期在英国出现的一批人文主义剧作家，他们大都受过大学教育，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学识渊博，在戏剧创作上颇有创新。代表人物有李利、马洛等，他们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马洛在“大学才子”中年龄最小贡献最大，是莎士比亚的先驱。他的杰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采用德国民间故事中关于魔术师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传说写成。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2．分析堂吉诃德的形象。在作家笔下，堂吉诃德是一个患“游侠狂想症”的人文主义者形象，这就使这个形象具有了喜剧与悲剧的双重性格。在这黑暗腐朽、贫富悬殊的社会里，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的骑士狂热，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但是，堂吉诃德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喜剧性角色。在他的荒唐行为中，倾注的是他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作者把他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出他性格中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自身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同时，堂吉诃德又是一个有着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只要不谈骑士道，他在学识上非常渊博，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追求的是平等而无私欲的“黄金时代”，他渴望成为的“游侠骑士”实际上特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人物。堂吉诃德穿着古代骑士的甲胄，脑袋里装的却是人文主义思想；他手中提的是中世纪的长矛，进攻的却是火枪、大炮盛行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他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杀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为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的性格。3.分析哈姆雷特的形象。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起初，他是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青年王子，对天地万物、人、社会都寄予了美好的理想。在他看来，人世间是一座美好的花园，“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那时他是一个“快乐的王子”。他以人文主义观念指导他的爱情和友谊。其次，现实的丑恶和严酷打破了他昔日的梦幻，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信念破灭了。剧本一开始，世界便已“颠倒混乱，”人们噩梦连绵，惶惶不可终日。当亡父的鬼魂告诉他他的叔父是弑君篡位的凶犯时，他再一次受到极大的震动。现实使哈姆莱特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负载万物的大地，这座美好的框架，只不过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结合。”至于人，“在我看来，这个泥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产生兴趣，虽然我从你现在的微笑中，我可以看到你这样想。”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行为上的犹豫，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延宕的王子”。第三，哈姆莱特在复仇行动上的犹豫，从社会学角度上，是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哈姆莱特还不能胜任“重整乾坤”、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因而他的复仇以及他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哈姆莱特形象的深刻、复杂性及艺术魅力还有待于在哲学和艺术层面上的阐释。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人并不像人文主义社所颂扬的那样如神一般圣洁，相反，人的情欲在失去理性规范的制约后会产生无穷的“恶”，社会也就趋于“混乱”。在理想破灭后的哈姆莱特眼中，人的心灵是阴暗污浊的，人在本体意义上是丑恶的。这种认识虽嫌偏激悲观，却有其历史的深刻性和艺术的概括性，因为这实际上隐喻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人们“为所欲为”、一味放纵情欲带来的罪恶。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只是找不到复仇方法时产生的矛盾心理，而且是他感悟到人的渺小，人的不完美，人生的虚无时那迷惘与忧虑心态的外线，同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的象征性表述。哈的形象身上所表现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成了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思索的基本指向。4．分析《哈姆雷特》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哈姆雷特》的艺术成就。在结构方面，作品展开了三条“为父复仇”的情节线索，使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小福丁布拉斯的三条复仇线索相互穿插和衬托，从宫廷、深闺到墓地等场景都在剧中出现，而多种线索交织中，又始终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特别是哈姆雷特的性格丰富性及其内心的层层矛盾，使其具有特殊的魅力。在语言上，莎士比亚表现了大师的风范。他将无韵诗体与散文、有韵的诗句、抒情歌谣等融为一体。5．分析浮士德形象。首先，浮士德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他是一个理想的探求者，一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道路。这个过程实际包括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19世纪初期300年间欧洲和德国进步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道路。浮士德从中世纪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低级的官能享乐和迷离的情欲，否定了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妥协道路，也否定了向古代艺术美去寻求出路的幻想，然后追求更高的理想——以自由劳动开拓人人幸福的乐园。浮士德的形象成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艺术概括，特别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艺术概括。其次，在浮士德探求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不断追求、勇于实践、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他在书斋中领悟到“泰初有为”，到他终生探索的最后结论“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天上序幕》中，天帝曾指出，“一个善人只要他努力向上就不会迷失正途“，到全诗的结尾部分，一位天使把他接上天堂是又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来我辈均能救“，前后呼应，有意突出浮士德积极行动的精神。第三，浮士德的性格充满矛盾，他的前进道路上贯穿着辨证的精神。浮士德自身与客观现实产生矛盾，精神上也具有两重性。他不断克服掉自身的弱点，不断探索。在他探索的道路上，魔鬼靡非斯特总是企图把他引向堕落，但靡非斯特恰好帮助他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地前进。第四，浮士德一生的探索以找到理想为终结，然而这个理想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浮士德没有真正实现他的理想，他的一生仍然是一个理想探索者的悲剧。6．比较分析雨果各时期小说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雨果的第一部长篇《巴黎圣母院》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也表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揭露了中世纪教会和贵族统治阶级的罪恶，通过爱斯美拉尔达被摧残的事实，批判教会和专制制度反人道的本质。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弗罗洛企图不择手段地占有爱斯美拉尔达，无法达到目的，他就借宗教势力残酷迫害少女。作者表现当时的社会罪恶，并不限于个别贵族和教士，而是代表整个中世纪宗教的巴黎圣母院和代表政治反动势力的国王路易十一。雨果在小说中宣扬了人道主义思想。小说以仁爱精神为原则，同情下层人民的命运，也力图证明“仁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爱斯美拉尔达是仁爱的化身，她对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丑陋的喀西莫多的帮助，使从未感受过人间真情的喀西莫多觉醒，从而变得善恶分明。作者由此宣扬仁爱万能的思想。《悲惨世界》集中表现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果说，他的人道主义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为对天主教黑暗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那么，在《悲惨世界》中，他的人道主义就已经发展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首先，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描写，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悲惨世界》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在那个社会里穷苦人注定要过悲惨的生活，在于它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反对穷人的。其次，雨果在揭露贫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的同时，又常把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看成是道德问题。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两中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雨果以冉阿让为例，企图说明世俗法律的无用。统治者以刑法惩治他，他反而变得凶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当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从这里我们看到，小说的思想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在描写冉阿让对待自己的死敌沙威的问题上，同样体现着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的自杀，实际上，就是善对恶的胜利。总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以及资产阶级法律与人民为敌的本质。但作家又把“仁慈”、“博爱”当作一种医治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充分表明了雨果人道主义的内在矛盾。雨果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九三年》。这部小说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风云变幻的风貌，写出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残酷性。雨果的人道主义也走向极致。一方面，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他要表现堪称人道主义范例的事迹。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但他未能妥善解决革命与人道的关系，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在革命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要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施宽大无边的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