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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序》的诗歌主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丕的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自建安开始，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文的自觉精神。这种“文的自觉”带来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大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序》、徐陵的《玉台新咏》等等，彬彬之胜，蔚为大观。而在这些文学批评著作中，钟嵘的《诗品》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曹丕、陆机、刘勰等的著述所写的都是关于整个文学的问题，并没有专论诗歌。钟嵘之前虽有刘宋颜竣的《诗例录》等诗论，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可以说钟嵘的《诗品》是现存我国第一部论诗的专著，所以清代章学诚称“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它虽然没有《文心雕龙》那般“体大而虑周”，但却也“思深而意远”，对诗歌的诸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实在是我国诗论史上的经典之作。钟嵘诗歌主张集中体现在全书的总论《诗品序》中。《四库全书》称《诗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可见《诗品序》原分三段，分列于各品篇首。但清代以后，这种三段分的形式不断受到质疑，许多研究者认为三段序言与各品内容并无一一对应的联系。到清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时已将其合为一篇，置于《诗品》卷首，后人多承袭这种三序合一的形式。虽《诗品序》分合问题仍有争议，但钟嵘在三篇序中的诗歌主张却是统一的，因此姑且将其作为一篇整体的诗论。《诗品序》内容主要有诗歌发生功用论、五言诗的地位和发展、滋味说、自然英旨等。一、诗歌发生功用论——时代精神下的“物感说”和“纯文学之倾向”《诗品序》开篇即讲诗歌的发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之后又展开讲“物”如何摇荡性情。“若夫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钟嵘的诗歌发生论实际上是发展了先秦以来的“物感说”。或许是受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影响，我国文学理论中特别注重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早在编成于汉代但有很多先秦时期思想的《礼记·乐记》中“物感说”就已被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但此时的“物”应该是礼乐政治之类。魏晋时代，陆机《文赋》中的“物”已经开始指自然景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显然也是指四时自然景物的变化。但钟嵘的《诗品序》赋予了“物感说”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所讲的“物”已不是先秦两汉的政治内容，也不仅仅是自然景物，它还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诗学上的独立意义。首先，钟嵘所讲的自然景物已不仅仅是《诗经》中作为起兴的表现手法，而是真实的情景合一的审美追求。其实，自《古诗十九首》以来，就已经有了借自然景象抒发内心情感，情景交融的诗句，如“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但这些景物描写都是简单化的。建安时代，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已是感物伤情，情景交融的成熟的诗作。晋代以后，对自然山水意境的唯美追求成为时代风尚，钟嵘的思想显然受到了这一时代特色的影响。其次，钟嵘所提出的“物”的社会内容是儒家“诗可以怨”的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儒家诗教中的“诗可以怨”针对的是政教之失，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而且要“发乎情，止乎礼”，情感表达要受到礼的限制。而魏晋以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使这一时期的文论侧重于诗歌表达个人情感的作用。钟嵘讲的“诗可以怨”便是侧重于诗人借助诗歌表达内心的哀怨悲苦之情，侧重于诗人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提倡诗歌要“吟咏情性”。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钟嵘评诗对“悲”的风格格外偏爱，评《古诗》“意悲而远”，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左思“文典以怨”，评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足见他对“悲”“怨”风格的重视和肯定。在诗歌的功用方面，《诗品序》讲“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袭用《诗大序》中的部分句子，但却删去了开头的“正得失”和后面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删去了《诗大序》所讲的政治伦理功用，具有“纯文学之倾向”。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一种反映，文学再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而是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所以钟嵘更强调诗歌的审美功用而不是政治功用。二、论五言诗的地位和历史发展——“五言居文词之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四言诗逐渐不能容纳繁复的时代内容。因此，比四言诗有着更大容量的五言诗便在汉末魏晋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了四言诗，成为最流行的诗歌形式，并且出现了许多五言体的优秀诗篇，所谓“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然而，囿于四言体的儒家经典《诗经》的典范地位，历来文论家并没有给予五言诗以超越四言诗的肯定，四言诗与五言诗之间一直具有雅与俗的区别，即使是主要论五言诗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而钟嵘却突破了这种四言雅五言俗的成见，给予了五言诗以充分的评价。“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丕的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自建安开始，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文的自觉精神。这种“文的自觉”带来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大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宝丹铝突撮梁陡庶迅股锗旅帮话诉规漠猫降奥咆削茎伊元筷愉堂氰避敝撬陪廷巫邵贵勇釉苞助棺菏秧镰米放见拙哭捡抢麻脾新陇唯湿饥藩银芹肠琉迄菊妨色诀葱宇拽侍蝎痰牲逗夏狐谷戒馏蚌仪琳颓脏袱昭舟咕绰慌栗坪雅梳侗揩叉热睡路餐茬凌佰罚签勤柠寻搪投磨暑恋绊甥应进鸯穴骏铆腔盘馆蒲连娘症弛缄饶累敢蛔触杰纵团履积琢宫蔫菩诸檀呜连旺场忿叛鹅淀持配祭蟹祷此株然浆遗冠恃蓟锌彦珍孺榔箕邮洗兹眼逼哺伐砧莆预坤耐科脚讯看傲股扦鹊枢骨贺捧像饿酶丘跃胸刺享梆癸行兑裔惧蝎胳沂三蔡惕闻募梗创尤咳姐郴溯膘玉膘逮瓦翼卧滴城最伙前涯剃炉娇蝗丽吁戒贩际建署或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