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1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摘要】：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诗品序》为《诗品》一书的理论总纲。“性情”二字是《诗品序》的全篇的眼目，也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概括，从序文开篇的“摇荡性情”到文中的“吟咏性情”，乃至全文都围绕着这个诗歌的根本精髓而展开论述的。《诗品序》中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键词】：诗品序钟嵘性情【正文】：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生活于南朝的齐梁时代。据《南史•钟嵘传》记载，钟嵘是东晋名臣仲雅的七世孙，出身是门阀世族，但钟嵘的父亲仲蹈，仅做齐国的中军参军，家世衰落。《诗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诗学研究的开始。此前关于诗的研究多为经学之附庸，并仅囿于《诗经》。而《诗品》则首次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一般的五言诗歌上，而且完全从审美角度来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将《诗品》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并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清代的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2]一、性情说的由来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而逐渐加深的。而对诗歌本质属性的确定,又是《诗品》创作论、鉴赏论的出发点和钟嵘诗学理想的基石。先秦时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这些都把诗看成是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有了提高《,诗大序》在肯定“诗言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并明确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说,诗不仅言志,还要抒情;诗起着感化、鼓舞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显然,这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无疑是大大前进一步了。魏晋时期,文学蓬勃发展并已经成为“一个自觉时代”,诗歌也出现了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时代。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突出了诗歌内容的“缘情”,而且强调形式上的“绮靡”,即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感情和华美的艺术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亦高度重视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晶中所体现和凝结的“情”,写有《情采》专篇,在《神思》等篇中亦有涉及,并提出了“情乃文之经”2论,但他对情的体认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美学框架———致用理性美学框架。钟嵘则别开一途,建立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歌美学理论史。[4]儒家学派论诗建立在功利主义美学观的基础上,诗的艺术功能及其审美价值止于赞美,而钟嵘《诗品》一书的诗论美学思想从儒家学派论诗传统的美学思想脱胎而来,却又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桎梏,在文艺思想史上,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二“性情说”的解读《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刘勰也提出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由作者的性情决定的。《体性》开篇即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4]指出文章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作者的性情上。这与钟嵘的《诗品序》有异曲同工之妙，《诗品序》开篇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认为诗歌创作是由即气→物→情→诗。阐述了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钟嵘认为，能够使外物活动起来，从而引起你内心感动的，那是“气”。古人以为，宇宙之间有阴阳二气，是它们的运行才产生了天地万物和四时晨昏。比方说，夏天阳气最旺盛，但到了夏至日，阳气盛到极点就开始衰落，阴气逐渐增生，慢慢地就天气寒冷草木凋零。等到阴气发展到极点就是冬至，从冬至日这一天起阳气又开始增生，于是天气又慢慢地变暖。由于四季冷暖不同，所以大自然中的各种景象和草木鸟兽的形态也各不相同，而人的内心也就随着外物的这些变化而受到感动。他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表述了中国美学发生学的“物感式”原理,并把情感来源分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人生两大类。这样他便囊括了人的情感来源和发生以及感应对象的全部领域。春夏秋冬四季物候无一不可以“感诸诗者也”,更重要的是社会人生的诸多现象对于感荡人的心灵的作用。同时,他认识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会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人们要用诗歌来歌颂美好的生活,寄托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以达到团结的目的。他明确地指出了诗歌是人的性情“摇荡”的产物，而其原因，是由于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发触动，即“物之感人”。《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既包括了自然事物，更包括了社会生活内容的“物”，必须感人。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三、总述3《诗品》强调诗要抒发“怨”情，是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情感论摆脱了儒家经学的框框，又没有泛情主义的弊病。灵祗待之以致飨,幽情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在这里,钟嵘对诗歌的发生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是客观的外界的“气”导致客观的天地万物发生了运动变化,由于受到这种运动变化的感染,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心灵受到震动,于是产生了种种强烈的情感,并通过舞蹈和诗歌等艺术形式表达这种物感。不难看出,钟嵘的诗歌发生论把《礼记·乐记》中“物———人心———音乐”的三段论,发展为“气———物———人心———诗歌”的四段论。这一发展无论是较《乐记》还是较刘勰《文心·物色》和《文心·明诗》篇,都是一种继曹丕“文以气为主”之后的天才创造———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把“气”引进了诗歌理论。”相较前人而言,钟嵘之论把情感本源、情感发生、情感表达作为统一的审美发生命题来论述显得更为完整。他更深地寻究了情感的发生之本,揭示了情感和万物之源的关系。他的物感论的杰出之处是体认到万物和人的性情的关系是感应,人之于物是通过感应来实现异质同构的,这是他对“物感式”的审美论作出的新阐释。参考文献：[1]钟嵘诗品[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4。[3]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选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199[4]刘勰文心雕龙[A].黄霖大学经典[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