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选择

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选择黄永鹏2013-02-2719:44:39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内容提要】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从沙皇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俄罗斯也有着深厚的权威主义文化渊源。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东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思想长期在俄罗斯文化和人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苏联解体前后，权威主义曾一度失落，然而，迫于恢复社会秩序、推动经济转轨、政治转型和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权威主义再度成为俄罗斯的现实选择。【关键词】俄罗斯；权威主义；历史传承；现实选择【作者简介】黄永鹏，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上海邮编：200062)【中图分类号】D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2-0044-05俄罗斯具有悠久的权威主义历史传承和浓厚的权威主义文化积淀。形成之初，俄罗斯接受拜占廷文化中的神权专制思想对其后世影响至深，其历次社会变革也都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权威强制推行，中央权威是贯穿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线。千百年来，权威主义虽在形式上时有变异，然而，实质上的中央集权思想却始终为人们所信守，中央权威一直被人们当成是社会秩序的源头和国家强盛的希望而顶礼膜拜。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俄罗斯曾历时数百年，虽然近代以来，俄罗斯也曾有过资本主义的萌生，然而，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一直占据俄罗斯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并对其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也曾有过与西方国家议会类似的杜马、苏维埃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从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发挥过真正的作用。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议会一类的机构都是软弱无力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俄罗斯伟大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还有什么比俄罗斯社会结构更简单的呢?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是集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政权”。[1]中央王权传统上一直是国家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主导者。从彼得大帝变革到叶利钦变革，俄罗斯的社会变革一直无法摆脱自上而下的传统。本来，一个社会的变革应该是民众普遍意识的反应，其政策与行为不能超越民族在该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也不能超越该时代民族普遍的认知心理和价值观念。但是，“俄罗斯的悲剧恰好在于它开化得太早了”，[2]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处于中世纪发展水平的时候，俄罗斯的统治者就开始了以西方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社会，当然，其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强大的阻力，统治者不得不祭起国家权威，起用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改革。彼得大帝就是这样用野蛮制服了俄国人的野蛮，大到国家管理，小到服饰、举止，他都要采用强制的方式推行。但是，如果“没有彼得的强制性的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讲自己的语言”。[3]彼得大帝的强制性改革也因此在俄罗斯历史上有着丰碑式的意义。叶卡捷琳娜尽管接受了许多启蒙主义的思想，但正是她把俄国的专制制度推向高峰，政权与国家机器在她的手里成了变革社会最顺手的工具。以后的农奴制改革与斯托雷平改革都缺少自下而上的压力，改革都是“通过对人民的心灵和信仰实行可怕的暴力来推行的”。历次上层主导的改革造成了俄罗斯人与国家政权的完全分离，社会的自由度也降至最低点，而国家的权威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胜利的荣光、征服的傲慢、沙皇的神威和国家的尊严掩盖了社会内在的空虚、羸弱和陷于深深苦难中的黎民的呻吟与呼喊。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与其前身沙俄有着迥然不同的区别，但是，毕竟是同一块土壤，必然的要在许多方面再现自己民族历史传统的遗传特征。取代沙皇封建专制的是苏共统治下的高度中央集权，中央权威依然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农业集体化的全面强制推行，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的成功实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辉煌，二战后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空前的国际威望，都使对国家权威的信心和对社会主义国家集权体制的神话得到了新的养分和支持。国家政权统管一切，控制着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它能够人为地消灭一种生产关系而代之以另一种生产关系，能够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强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到后来它已经没有力量推动社会前进，但依据惯性，它依然被高高地供奉在神龛上接受人民的膜拜。从制度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以村社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是权威主义形成的社会制度基础。村社制度是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产权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和农奴制，其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土地公有、集体劳动，在政治上实行“村社民主”、集体至上和“畜群式管理”。这种完全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村社制度，无法培植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只能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壤。马克思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俄国公社……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决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4]当代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著名评论家帕佩斯也认为，正是俄罗斯的这种土地制度塑造了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在欧洲各地，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国王统而不占，这是从罗马哲学家塞尼克那里援引的原则：‘国王拥有万世之权，个人享有私有财产’。破坏这条规则被认为是专制的标志。但这个思想体系对于俄罗斯则是格格不入的。莫斯科大公的皇冠授权他视普天之下均为王土，普世之民皆为王奴”。[5]俄罗斯历史上几百年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件，远至十二月党人的灭顶之灾，近至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直至苏联解体，以及当前普京加强中央集权都深刻地说明了俄罗斯悠久的权威主义的历史积淀。权威主义的文化渊源俄罗斯是在拜占廷文化的熏陶中、在鞑靼人的统治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俄罗斯民族的胚胎时期，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并将其奉为国教，从此，俄罗斯与欧洲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它使基辅罗斯的文明产生了飞跃，从野蛮向先进靠拢。但是，基辅罗斯接受的东正教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东正教并不相同，构成俄罗斯文化底蕴的东正教来源于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拜占廷。由此，俄罗斯东正教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东方色彩，其中，中央集权和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强烈干预等东方文化特征对俄罗斯历史影响尤为深远。在历次的历史创造中，“俄罗斯人在作为拜占廷世界的主要桥梁的政治准则中得到了救援。他们感到他们生存的希望隐藏在政治力量的无情集中之中，并为自己精心设计了拜占廷集权国家的俄罗斯模式”。[6]俄罗斯史学家与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互相角力”。[7]俄罗斯一直就有欧化的传统，但俄罗斯并不具有西欧民族国家那种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政治实践与经验。历次社会变革也主要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上的优势，欧化成果只是其集权模式的装饰，它使中央王权更具有统治力。因此，一方面，俄罗斯始终将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吸纳了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所以，他们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确保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亲东方色彩很容易演化为对国家权威的崇拜。自公元998年，弗拉基米尔带领全俄罗斯踏向了“野蛮光荣”征程，接受拜占廷基督教，“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8]上帝、君王、国家三位一体的思想就在俄罗斯被广泛接受和肯定。国家成为神灵显现的载体，成为体现君王意志、权威和神性的可感实体，国家的作用从此被戴上神圣的光环。因此，在俄罗斯语言中“国家”、“君王”、“政府首脑”这些词语很容易混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俄罗斯，人们习惯于将国家人格化，同一个制度化的国家相比较，人们更习惯于一个非制度化安排的国家，人们习惯于国家的组织运行、政治决策、经济管理等都由长官意志决定。国家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人格化的信仰体系，它的支持点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施政的绩效，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就是“人治”。俄罗斯人相信，伟大的思想都有他的作者，它虽然孕育在人民群众当中，但总需要某个社会先进分子及时地将它挖掘并提高到众口赞成的高度，并且利用政权的力量将其保护起来。[9]即使是现在的俄罗斯，依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中，各个政治派别往往并不注重政党纲领的提出，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塑造令人民满意的代理人身上。这种“人格崇拜”使俄罗斯人很容易接受个人集权，服从国家权威。别尔嘉耶夫指出，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俄罗斯民族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10]国家永远被高高地供奉在神龛上，中央权威总是被人们顶礼膜拜，礼敬有加。权威主义的失落权威主义在苏联时期被推向极至。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被确定下来，政府无所不能的专政职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以计划、命令、集权为特征的中央权威越到后来越走向极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不仅广大民众动辄得咎，无数的民族精英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慑于中央权威，人们即使面对清洗，甚至面临人身被消灭也只能默默忍受，把不满与怨愤深藏于心中。只是，极权高压之下，民众在假意奉承之后，内心的不满却滋生更烈。苏联统治几十年，权威主义由温和到极端，民众对权威主义也由顺应而后逐渐走向不满，这种不满层层淤积，到后来，几乎形成了全国性的怨愤情绪。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启动政治改革，提倡“民主化”、“公开性”，裂缝一开，久压的民怨如同被长时间遏制在地下的火山，迅猛地喷发出来，立成不可遏止之势，苏联的中央权威连同其国家本身瞬息之间也就被冲荡得分崩离析。导致权威主义的失落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单从最浅显的民心向背这一点来看，存在着两个对权威主义相因相承的否定性因素。首先，是一种内生性因素，对权威主义的否定来自权威主义自身。由于长期遭受专制的迫害，民众对极权的恐惧本能地化作对权威主义的排斥与对民主的渴望。其次，是一种外生性因素，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使得民众对民主制度由衷地向往和对权威主义竭力拒绝。权威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走向没落，在时间上是一个偶合。如果不是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启动了激进的政治改革，苏共中央权威必定可以延续更长一段时期，如果能稍作改革，疏导一下民众情绪，前景或许难以逆料。可是，苏共中央启动了激进的政治改革，苏共中央政权在改革中崩然瓦解，权威主义也就随之走向了穷途末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启动激进的政治改革是权威主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倡导“民主化”、“公开性”，苏共中央由原来对新闻媒体严格管制而猛然全面放开。当时，“波涛般的信息潮流使国内相当部分人发生休克”。“社会主义在整个发展时期积累的所有负面事实和负面倾向都在报刊的版面上曝光”。[11]公共舆论把苏联历史看成一团漆黑，对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权威主义与集权主义、极权主义完全等同起来而深恶痛绝。这种公众舆论导向与已经激动起来的民众情绪结合起来，很快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倾向，完全排斥权威主义，转而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认定权威主义之下的专制、极权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心灵创伤，只有民主才能带给民众美好的未来。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在民主条件下，一个人才能发挥自己的个性，才能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发扬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充实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人们热衷于寻找新的理想、新的社会目标，把西方民主当作样板和灵丹妙药，似乎只有搞民主，国家才有出路；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到“文明大家庭”，甚至成为西方最辉煌的民主国家。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