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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哲学思想的一些特点：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首先是和中华，中国历史上深厚的革命传统与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给与中国民族人们大众的革命传统以及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封建制社会里阶级斗争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有联系。二，中国历史上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中国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关系是很复杂的，不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特点，即使是同一时代，学者之间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以及理解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唯物主义者在和唯心主义进行理论斗争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并改造过去的思想资料。（为经书做注）四，唯物主义者对前代和同时代的哲学思想善于批判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哲学。五，中国思想家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善于采取既有批判又有鉴别的分析态度。第一篇第一章殷代与西周的思想第一节殷代和西周的传统思想殷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宗教：商人尊天事鬼，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在天、鬼的宗教支配下还表露出另一面，即天文、历算等自然知识的增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分类的逻辑概念，对族类的尊卑区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法登记观念。西周的天命思想：周王国的统治者继续利用宗教的权威，并进一步提出了伦理的等级原则，这从“天命”和“德”这两个观念的关系中可以看来。二者有着宗教的兼伦理的联系：“天命”即天的命令，周兴即是天命。“德”的内容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敬天、孝祖、保民。“敬德”、“畏天威”的天命思想，在《尚书·周书》所记载周公的言辞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周公曾告诫天命可以随时改变，对天命的神圣性已经透露了一些怀疑的萌芽。西周中期的统治者已经进入守成期，因而更着重地提出了“先王”的观念。“先王”观念是和“孝”的伦理联系在一道的。西周文献常德、孝并举。此二者是西周统治阶级的道德纲领。还产生了别的一些道德概念，如穆、恭、懿、哲等，都与德、孝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道德概念显然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法权形式在伦理方面的表现。这些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混一体，又概括为所谓“宗庙社稷之礼”，而所谓帅型先王的“先王”观，则是贵族专政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以上情况说明，在西周早期的统治者看来，圣人、哲人和先王在观念上是一致的。因此，哲学依然为宗教和伦理的气氛所吞没，圣哲还没有下降于国民的领域。第二节，西周末年天道观的动摇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原始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的材料。周幽王时，史伯。其五行说不仅述说了十五的元素的多样性，而且提示着事物的构成具有规律性，虽则说还保存了“先王”的传统观念。原始的阴阳说认为在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它们的流转决定了气候的转移以及农作物的生长过程。用阴、阳来指称两种气，就标明这两种有着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西周末年的五行说和阴阳说，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联结在一起。但是这两种学说都带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成为我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理论渊源。还是原始、粗糙的，但它们的重要理论意义却不可低估。不难看出他们所带有的缺陷，一方面表明传统是一种顽强的习惯的束缚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朴素唯物主义刚刚开始成长。《周易》经文的形成在西周时代大体形成。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时代的作品，而是经过不断润饰修改而成的。《周易》的经文的许多文句都没有明确定义，因而可以作出种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后世被加以各种各样的哲学的解释，从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易传》起，情形已是如此。秦汉以后，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各按自己的理解，加以推衍解说，使之原来面貌完全被掩盖了。历史地看，《周易》直到春秋时代仍然不过是占筮的工具，在它的经文部分中也没有什么成体系得哲学思想。事实上它在春秋时尚未取得经典的位置。第二章第一节阴阳五行说的发展已经有人通过天地对立的观念来考察五行。晋国的史官史墨和鲁国的展禽都提出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的说法；秦国的医和与周卿士单朝则认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而六气和五行又有一定的关系。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五行说在这里已经和形式上扩大了的阴阳说结合为一了。另一方面，春秋时代的阴阳五行说仍未完全割断与宗教思想的了联系。当时有人认为五行是天生的“五材”，或者加上谷而合称“六府”。春秋时代的开明政治家，不少是阴阳五行说的主张者，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子产虽然没有摆脱“礼”的等级观念，但他认为民应以天地的六气五行为准则，这和传统的宗教天道观已经迥然不同了。他基本上是从这样的自然观出发，反对了某些宗教观念。晏子对待宗教迷信的态度也和子产相似。子产、晏子等把天道和人道、自然现象和人事的吉凶祸福区分开来，把自然的变异看作自然本身的运动，把人事的成败看作仅仅是人本身行为的结果。尽管在形式上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但实际上已把神作为一个死壳看待，客观上把它放逐到与人无关或不可知的领域中去了，这在当时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观点。范蠡在和勾践讨论国家政事时，表露了一些哲学观点。他所说的天道是从自然规律来理解的。他指出阴阳是互相转化的，阳发展到尽头便转化为阴，阴发展到尽头便又转化为阳。他认为人必须认识这种规律。在他看来所谓“圣人”善于把握人与天交互作用的规律，并且能正确地利用事物发展转化的时机，这就和西周时代的“圣人”观念不同了。他还把他所理解的这一原理应用在军事思想中，特别强调在战争中及时掌握时机的重要性。范蠡的思想可以视为阴阳说在南方的发展，它丰富了这一学说的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管子、晏子等人都是执政的卿大夫，蔡墨、医和等人也都是官府中的职吏，这表明在当时思想家还没有从政治家的身份中分离出来。第二节，孔子的思想“缙绅先生”：春秋时期，邹鲁地方出现了一批“缙绅先生”，穿戴着峨冠博带，常在贵族交际酬酢以及举行冠、婚、丧、祭等礼仪时出面服务。这些人号称“师儒”，熟悉诗书礼乐的古训和仪式，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来临之时，也传授了一些知识，但他们既不是史、卜之类的文化官吏，又不是没有一官半职的纯粹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由“学在官府”向“私学”过渡的桥梁。当时，以了鲁国为中心，先后出现了以批判旧师儒之学为职志的“私学”学派——儒家和墨家。儒墨两家都是由缙绅先生蜕化而出。由于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中，氏族的血缘纽带长期不能消除，平民阶层的力量比较软弱。反映在思想上，儒墨两家都不能不受这一历史条件的限制。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孔子全盘依据了诗书礼乐而加以改造，墨子则反对礼乐而改造了诗书。从学术内容来说，他们都援引先王的传统，讲述一套道德伦理范围的问题。不过他们所说的先王是根据传统新增添了远古尧舜禹汤的系列。正因为受了古代传统的束缚，影响了他们对于自然观方面的探讨，缺乏充分的哲学思辨的气息。因此，早期的儒家和墨家还不过是处于“私家”的开创阶段。一，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孔子的门徒把他和一些及门弟子的言行编为《论语》一书，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主要的资料。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企图挽救贵族统治的没落，这种立场决定了他的思想中的主导方面；但他也注意屏幕阶层的兴起，并主张对平民作一定的让步。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他采取了折衷调和的态度。“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观念。他赞美西周的制度，把春秋的“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都看作是“天下无道”的象征，而力加抨击。但孔子并非绝对局限于西周礼制的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也不反对对礼乐稍加修改，使它适合显示的需要。他还批评了春秋时代的礼乐流于形式，缺乏相应的实际内容，他所注重的是礼乐的实质。因此他主张礼仪与其奢侈铺张，不如朴素俭约；丧礼与其专重仪文，不如内心有深沉的悲痛。孔子这种有条件地修改礼乐的思想，其实质是：在不触动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容纳一些平民阶层的要求。这正表现着春秋末年的社会矛盾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孔子的“仁”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被统治阶级是没有资格达到“仁”的。“仁”或“不仁”在这里成为区别两种人的两种道。“仁”这一道德范畴并不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只是到了孔子时代，“仁”的字义才有了新的内容，根据汉儒解释，“仁”是“相人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礼义道德关系。毫无疑问，正是孔子及其门人发挥了“仁”的这一含义，把它加以理论化，并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准则，即以“调和”态度来处理“君子”内部以及“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仁”的“调和”并没有适当地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要求被统治阶级完全服从，从而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因此，儒家从“仁”派生出的许多道德概念是等级性的。在《论语》中，孔子曾一再把“仁”与“爱人”联系起来。孔子的“仁者爱人”决不是爱一切人。相反地，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坚决反对“小人”。可见他并不主张普遍的人类爱。二，世界观和认识论在世界观上，孔子基本上没有摆脱西周以来的传统思想，仍然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并且承认天命。同时，孔子对于鬼神并不加以否定，对于子贡货殖致富，他责其“不受命”。可以说孔子的世界观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孔子的世界观中也蕴含着若干新的内容。这首先表现于他一般是从心理活动方面去谈“知命”“畏命”，而很少像西周人那样讲“降命”“受命”；其次，他也表现出脱离宗教思想的初步企图，他一方面十分注重“禘”之类的祭礼，另一方面又把人事提到第一位。孔子的认识论观点也表现出一系列的矛盾和调和的倾向。关于认识的来源，他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但他把“生而知之者”规定为上等，“困而不学”的民规定为下等，这样就从认识论方面划分了人的等级。他终究承认有先验的知识存在，这就给后来孟子所谓“良知良能”的唯心主义开放了门户。其次，孔子在论述学习的时候，也表现出一定的唯物论的经验论倾向。他强调“学则不固”，学习即后天的认识活动是去除愚昧固蔽的必要手段。他所说的“学”，包含有由行致知的意思。他说不但要“学而时习之”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以贯之”。然而由于贵族“君子”立场的限制，他所谈到的学习内容，主要限制于统治阶级的“人事”范围，很少涉及自然事物的研究，同时也排斥了生产知识。有人把孔子的“正名”思想仅仅作为哲学和逻辑学上的概念来看待，是不全面的。孔子所说的“名”，不是一般的名实关系，而是以早已肯定的古名作为判断显示的最高标准，是他的“复礼”思想的一种表现。在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礼坏乐崩”、名存实亡的现象时很严重的。孔子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正名”的主张，要求复兴西周的礼乐制度。他循名责实的理论，也是一种唯心主义认识论。孔子所谓“两端”（或“异端”）就是对立矛盾，而“叩其两端”就是揭发事物内部矛盾的认识方法。在孔子看来，矛盾的暴露即是事物存在的危机，包含着矛盾的概念或命题即是错误的，因而他主张调和矛盾。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孔子的这种调和的观点贯穿于他的中庸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最后还须提到，孔子是春秋末年的大教育家，是中国古代开私家讲学之风的第一人。他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教育弟子，并且主张“有教无类”，即普遍地传授知识。这一点在既有保守又有进步的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应该算是他的进步一面的高峰。第三节，前期墨家的思想墨家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汇集，一部分则是墨家后学的作品。前期墨家的社会改革思想墨家学说的主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借葬、非乐、费明等所谓“五香十时”的主张。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其他平民阶层要求改革社会关系和提高政治地位、保障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保护生产和反对兼并战争的愿望。墨家的学说正是代表着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对没落的氏族贵族奴隶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以调和态度维护氏族贵族利益的儒家学说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墨家思想值得重视的一个特点是否定天命而强调人为。针对儒家所继承的西周传统的天命论思想，墨子提出了“非命”的批判。他否定“命”的存在，认为所谓“命”不过是统治者捏造出来蒙蔽穷人和欺骗老实人的。人们信从了天命，在上的会怠于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