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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故又称袁项城。袁世凯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作嗣子。袁保庆去世后，复随户部侍郎袁保恒进京读书，在两次科举落第之后，愤而投笔从戎，加入嗣父挚友吴长庆麾下，深受吴的赏识。不久后领命率兵镇压朝鲜壬午叛乱，崭露头角，表现出极强的军事才能，和统率天赋，随后又镇压朝鲜甲申政变，遏制了日本势力在朝鲜的发展，获授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这一年，他26岁。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致高点”。就在他意气风发，趾高气扬的时候，危险也在悄然逼近，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894年，东学党起义，日本迅速出兵朝鲜，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前夕，袁世凯仓皇逃回国内，他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但因其在朝鲜治兵有功，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保荐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也正是这支新军让他得以在今后的20多年中，历经风云变幻，而屹立不倒。这支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现代化军队。袁世凯大刀阔斧，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修改军制，整顿纪律，使这支部队成为当时清政府最具实力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正是这次练兵，使得中国军队得以跨入现代化时代，是我国国防发展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袁世凯明白，没有军权，何谈“政权”！军人出身的他深知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练兵的同时，他广布亲信，从天津武备学堂挑选数百名学员作为各级军官，加强了对全军的控制。这为他之后组建北洋政府奠定了人才基础。再到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他都无视无刻，把这支军队抓在自己的手里，对于他来说，军权意味着一切。有了兵，什么都好说。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无论是维新党人，还是革命党人，对于他，都是极力拉拢。而他最终选择了“共和”。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帽子，便是篡夺革命果实，最后复辟称帝，重蹈封建覆辙。这顶帽子他带了100年，也将继续待下去。很多人都知道他复辟失败后的失意，但不为人知的是，在他临终前，他将大儿子袁克定叫到跟前，说“这件事，我做错了，叫他们以后也不要做。”没有人可以知晓他当时的心理，但当拨开重重迷雾，站在历史的天平上的时候，在那落寞失意的背后，却是深深的无奈，对时代，也是对自己。袁世凯复辟时的年号为“洪宪”，弘扬宪法，他希望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统一而又富强的“中华帝国”。但他的梦想破灭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名存实亡，民不聊生，内乱不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幸运的，他走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这并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千古罪人。毛主席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个伟人。如果我们抛开偏见，去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人言可畏。很多人憎恶袁世凯，倒不是因为复辟，而是叛国。中日二十一条，全国声讨。民众想要反日，想要主权。而袁世凯看到的，却是日本的军舰，和一战。面对二十一条，袁世凯可谓是拼尽自己的全力。据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在袁氏政府的“字斟句酌”不断拖延下，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于5月25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对此评价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袁世凯的工作完成了，可惜人民不买账。但站在历史的角度，袁世凯当之无愧是一个功臣。不仅在外交上，在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上，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位置。在成为大总统后，他大肆兴办新兴产业和近代工业，同时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普及义务教育，鼓励出国游历，留学，重用海归人才。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集资金。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全部免税。后又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也正是因为北洋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放和清明，使得在那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和进步人士，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袁世凯的一生是辉煌的，是艰辛的，是令人叹息的。他不算个好人，不是一个好的总统，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好的父亲，但他是个伟人。他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一个从自己手中崛起，腾飞的中国。为了国家的复兴为了人民的安定富足，他奋斗终生，虽身败名裂，但仅这一次，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