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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永主任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平台体系建设方案袁宏永，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工程物理系安全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科技部奥运科技攻关专项等多项科研课题。提出了基于图像火灾探测的双波段火灾探测技术和火灾空间定位方法，发展了光截面图像感烟探测技术和空气采样图像感烟探测方法。提出和实现了数字预案技术及其系统集成方法，研究发展了基于事件链、预案链框架体系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系统。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科技奥运”先进个人奖励等；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袁教授是我国公共安全领域知名专家，是国务院应急平台的主要技术专家之一，也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的技术专家。“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袁教授就带领技术人员赶赴灾区，协助政府部门开展救援工作。还有2008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奥运安保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本次会议上袁教授做了“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平台体系建设方案”的主题报告，下面是记者结合其演讲内容做的访谈情况。记者：国家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个方面。您近期一直在忙碌着的自然灾害应急工作与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袁教授：其实这两方面是相通的，只不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差距，当然，有时候事故灾难救援工作的时间和空间也很长，其实这两样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之所以参加更多的一些自然灾害救援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工作需要。我们对事故灾难的研究也很多，我最早从事的专业是火灾、危险化学品爆炸，我们叫火爆毒，就是火灾、爆炸、毒气，我们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应该讲比自然灾害都多，自然灾害的应急和事故灾害的应急在核心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减少灾难损失和人员伤亡。建立应急平台目的是为了缩短决策时间，提高决策效率，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我经常讲这三点，建平台其实最本源的东西就是这三点：“有序、高效、科学”。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你做一个决策，做一个判断，或者是对一个事件的处置，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或者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想怎么做，但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它通过知识库、案例库、预案库和一些支持，它把你的东西加工好，所以你获取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就非常简单，从而缩短你的决策时间，同时它还有很多决策支持，就说以往这类事件是怎样处理的，告诉你怎么做，所以对有些领导不太熟悉的，决策者都能够很快的深入，所以说提高决策效率，那么提高决策科学性就是说多了很多保险的支撑，很多经验的支持，很多知识的支持。记：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国应急救援平台建设的情况？袁：国务院应急平台要处置四大类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要是针对事故灾难建设平台。其实，这四类事件是会相互转化的，比如说发生泥石流，就可能会引发事故灾难，如把火车冲出轨道，这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另外，事故灾害也可以引发公共卫生灾害，比如矿井透水后的疫情控制等等。我们区分这四类仅仅是从灾难的性质和致灾的形式来分的，国际上也有按人为灾难和自然灾难来区分。从我国的职能部门和行政体制来看，划分这四类是可行和有效的。记：平台能够实现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命令和指令的通畅，除此以外，建立平台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袁：更深层的意义主要是三句话：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决策未来。我们平台的所有工作，实际上是围绕这三点的。了解过去，是分析以往的案例；把握现在，就是最大限度的把握事态的发展情况。而共享也好、交换也好、保证畅通也好，都是在为决策未来做基础工作。记：记得您在汶川地震现场曾发出过这样感叹：“灾区数据库的不完备，使得我们的系统应用受到影响，有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那您能不能谈谈在平台建设中数据库建设的重要性？袁：平台建设，数据先行。数据库是我们的粮食、平台是我们的锅和灶，没有数据是做不出准确决策的。国际上，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建设平台系统的时候是依硬件、软件、数据的重要程度，按照比例1：10：100的标准来建设的；这就是说，如果花100万购买硬件设备，就要花1000万设计软件，需要花1个亿去构建数据库系统。因为数据的价值是永恒的，而硬件生命期却很短，现在的硬件基本上是五年淘汰一批，而五年的数据积累绝对是一笔财富。数据没有过期之说，它记录的是历史，同时也能从中发现规律。所以，我们在建立平台的时候应该是数据先行。在建设平台中我们要通过数据充分地研究过去，在处置事件的过程中，用到哪些知识、数据和信息，然后归纳，我们究竟需要收集哪些信息。现在我们能见的大部分硬件都是我们的“耳目”，譬如说我们的通讯系统、我们的应急救援指挥车、视频会议，让我们能听到、看到现场的情况，命令能够传达到现场。而我们决策时依靠的信息、软件和智力活动。软件是研究应急流程，怎样分析和使用数据。当然，软件也会过时，但是他的寿命要比硬件长很多。在有些国家他们甚至没有大屏幕，但是他们有很健全的数据库系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信息，在它所辖的区域内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事件，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会使决策者很有把握。数据库在救援决策中要做到“刀刀见血”，每一步都要有成效。当然，不能说大屏幕就不需要，但是，如果一个决策者说要把有限的资金先用在建立数据库系统而不是大屏幕上，那么我要说这个决策者是很高明的。记：现在应急救援指挥车和便携式卫星通讯系统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了，您的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移动应急平台也说到了这些。在我这样的外行来看，移动平台是整个系统平台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指挥车、便携式设备归类到基础支撑系统中的应急通讯部分就算了，而一定要列出来单说呢？移动应急平台建设有什么特殊性？国际上还有没有什么更先进的设备设施？袁：移动应急平台不只是通信，他更是一个轻量化的应急平台，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应急平台里有的东西移动应急平台都有，只不过是轻量级的，而且它同时还肩负着与前方的数据中继，比方说在前方采集到的数据发布到移动应急平台上，移动应急平台再通过卫星送到后方去，就是这样一个中继作用。在技术上，我国已经很先进了，也已经跟世界接轨了。国外用卫星资源更多，带宽更宽，价格更便宜，一般的城市很少像大连这样建设基站，它肯定是用卫星，但是中国的卫星比较少，建设基站的成本可能要比卫星费用低。记：您在汶川地震之后接受访谈时说了一段话，让我很难忘：“现在不是我们能否调动救援力量和国民的爱国热情，也不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来发动全国人民，倾全国之力来抗拒这个巨大的灾害的问题，而是实际上怎么样更进一步地提高我们的效率，更进一步地健全我们的体制，更进一步地采取科学方法来救灾。”那么，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平台建设起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实现了您所说的“有序、有效、科学”的救灾了呢。袁：达不到。平台仅仅是个工具，平台建起来怎么用，谁去用，怎么组织，要机制、体制、法制的问题。我们国家在加强应急管理里面有“一案三制”，所以总体预案和机制、体制、法制这是保障应急救援“科学、有效、有序”的大前提，当机制、体制、法制到位了，然后我们又有了平台，那么接下来就是演练和培训，演练和培训使得我们应急救援队伍职业化、专业化，那么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理想中预演的一个过程。我们这种应急救援一定要是职业化的，一定要向职业化发展。法制上我们有《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是相当经典的。体制机制这里面就涉及到协调，比方说一个车辆翻在路上了，启动了危化品的预案，这要涉及到公安、消防、环境、卫生等很多部门，应急处置、人员分配、设备使用都需要未雨绸缪。体制要确定谁来进行应急救援物资生产、采购、储备、看管、更新，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让体制进一步优化，让它不断的合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各级政府的推动。还有科学研究的问题。安全科学是使应急工作更有成效的基础。城市安全生产应急能力的建设，建设到什么程度是最经济合理的，是需要科学研究的。一个城市有存在多少个危险化学品场所，这些场所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灾难将是什么类型。据此，预先需要储存多少化学中和剂、多少相关药品、多少泡沫灭火剂比较合适，需要有多少相关专家，这些专家是否在专家库当中，有多少家医院具备接受此类病人的能力。作为事故救援来讲，通话可以晚几分钟，但是一旦所需的救援设备或是物品不足，再到其他城市去调，那需要的就不是几分钟的事情了。如果哪一天决策者能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将辖区所面临的危险特征、分布情况、应对方式、响应时间进行有效预计，并建立行之有效的预案，那么我们的应急管理才能够达到“科学、有效、有序”的标准。Copyright©2008中国煤炭工业网京ICP证050669主办单位:煤炭工业通信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