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科需要新理性、新理念、新行动

“新工科”需要新理性、新理念、新行动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是一个学科，而不只是一个研究领域。但研究高等教育学科的人都为这个学科中基本没有“中国的概念”而心生责任感。于是我们想法形成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概念，继而形成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自信。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概念，如“独立学院”，这个概念正在消失；如“学部”，广受诟病！当下，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国家又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学科的新词：“新工科”！新工科这个词来自于我国高校的工学办学实践，但其受对重视并形成一种概念则是由于政府的推动。缘由是2017年2月18日，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形成了“‘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随后，教育部于2017年2月20日发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启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再后，2017年4月8日，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召开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形成“新工科”建设的愿景与行动路线，即“天大行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对“新工科”概念形成起着关键作用。他说，“我们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前期探索至少已有10年。什么是‘新工科’？为什么要发展“新工科”？如何发展‘新工科’？发展什么样的‘新工科’和怎样培养‘新工科’人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有的初步答案，正是基于这些探索。”[1]而他的“初步答案”即是他两次会议的讲话，答案即他于2017年04月18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新工科建设的六个问题导向》。在该文中，他重点阐述了六个问题：[2]问产业需求建专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那么，这个由政府推动的“新工科”，是否在高校特别是工科高校中形成一种建设的愿景和行动呢？2016年，工科本科在校生538万人，毕业生123万人，专业布点17037个，工科在校生约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卓越计划”专业数为208所高校的1257个本科专业点、514个研究生层次学科点，覆盖在校生约13万人。通过国际工程标准认证专业数为4000个，不到全部专业数的25%。按官方数据，“目前我国直接面向新经济的新工科专业比例为36.8%，计划在2020年达到50%以上。”同时，两次参会的高校主要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虽然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文件推动，高校特别是广大地方工科院校并没有形成这方面的理性自觉、科学理念和扎实行动。一、新工科需要的理性自觉人们常常自觉自愿地固守自己的文化自认和习惯，机构也是如此。高校作为世界上变化最为惰性的机构，在应对外面变化时往往显得“慢”了些。在传统大学里，这种“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须的，高校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社会的欲望，高校不能完全按社会节奏进行变化。但在信息时代，高校就需要更为快速地感知社会的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指导这种变化，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新工科”的提出，就是对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机制的新要求、新主张。不管是高水平大学，还是地方本科院校都应该感受这种变化，并自觉地服务这种变化、引领这种变化。这其中的关键自觉就是高校对社会新变化的理性自觉。即预感到新时代的到来，并明确其发展趋势。但作为高校应该有自己的定力与发展机制，并对这种感觉进行理性判断和理性应对。这其中最为主要的理性自觉包括：对新时代、新经济的理性自觉；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理性自觉，如“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大国工匠”等的理性自觉；对地方区域发展的理性自觉；对“互联网+”的理性自觉；对创新驱动战略的理性自觉。而目前的情况是高校缺乏这种理性自觉，高校往往被政府和社会所裹胁。教育部直属高校穷于应付，或者应对项目而被动应付。地方性高校则麻木于这种变化与要求，对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无动于衷。对国家战略研究较少，对地方战略与发展重点无动于衷，对高校自身优势缺乏基本判断。高校新工科需要的理性自觉是对这些状况有准确的判断，并能根据自身优势做出恰当应对。这往往不是一个“新工科”概念所涵盖的。二、新工科需要的科学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科学的理念，行动只能是盲目的，甚至是无效的、负面的。在发展新工科的道路上，高校需要科学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些理念包括：第一，协同创新的理念。新工科的发展，需要“官产学研”的结合，需要这四个方面的协同创新。美国学者埃兹克维茨(HenryEtzkowitz)和荷兰学者雷德斯多夫(L.A.Leydesdorff)把此称为“创新的三重螺旋模型”。目前，在我国，这四类机构正在形成协同创新的机制，但很多高校没有这种理念，或者因为政府的项目、制度而被排斥在这种协同创新体系之外。第二，服务社会发展理念。高校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高校要主动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提供引领性服务。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是这种理念指导下快速发展的典型案例。我国高校服务社会理念的建立往往是被动的、强制的，缺乏一种理性自觉和科学理念指导。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原来的行业性大学变为综合性大学后，失去了服务和依托的对象，特色强势的学科正在式微。我国高校往往是被动地服务政府的决策，较少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引领性的智库服务。甚至于在国家战略提出后，高校应对起来也显得盲目与盲从。第三，以生为本的理念。新工科要“培养怎样的学生？”“如何培养这样的学生？”，对此大多高校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更多地是政府要求。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新工科只是原来工科的一种发展形式，作为高校应该是不受此概念的束缚，而是自觉地根据产业、工业、行业、企业发展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规格、方式的变更。但不管如何，高校是培养主动适应社会各行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他们学习的是规律性的东西。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高校毕业生应该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主要适应社会工业产业行业企业发展的能力、反思能力等。高校不要为“新工科”的概念所束缚，不要授之以鱼，而应该授之以渔！三、新工科需要的扎实行动行动创造未来！面对国家提出的“新工科”，高校应该制定出恰当的行动路线，终归，中国高校受政府影响更大。这其中最为重要的行动包括：第一，研究新产业、新工业、新行业发展趋势，把握其规律性，进而提出学校应对此趋势的人才培养行动方案和社会服务行动方案。第二，研究国家、地方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学校不研究、不把握国家战略和地方战略，就不能为其提供完美的服务。高校应该自觉地把国家战略、地方战略融入学科专业中，融入课程课堂中。第三，加强院校研究，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工科”人才。各高校应该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服务面向定位、人才培养定位。但不管如何，新工科人才应该是思维超前的人才，应该是能主动感知并主动适应环境的人才。这需要高校有积极的行动策略。如多校园培养行动，让本校学生有游学的机会，特别是去国内外同类优秀高校游学的机会；多学科培养行动，今后社会需要的新工科人才应该是具有多学科背景、具有交叉学科思维的人才，新工科人才培养不仅要融入理科元素，也要融入人文社会科学元素；产学研协同培养人才行动，高校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中，要自觉地与产业、企业、行业、工业结合，工科大学生要有这方面的课程学、有这方面的导师带、有这方面的项目做。第四，主动对接国际标准。虽然在2016年，我国加入了《华盛顿协议》，但在各高校具体工科专业人才培养中，要主动对接相应的国际标准，主动进行相关专业的工程认证。目前中国高校在工科发展中应该做的是“中国标准”得到“国际标准”的全面认可，继而在并跑中引领新标准。“新工科”能否引起中国高校的理性自觉，能否产生各高校具体的科学理念和扎实行动，“新工科”是“新瓶装新酒”，还是“旧瓶装新酒”，亦或是“旧瓶旧酒的升华”，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