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

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关键词：宣传品作品产品创新传媒艺术[摘要]：中国电视50年来，节目创新经历了从以“宣传品”为主导到以“作品”为主导，再到以“产品”为主导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从多种传媒艺术样式的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80年代的形式探索，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特征和艺术特征；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进行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效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拥有较大的创新空间。中国电视已经走过了50年[1]，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她有过创业的艰辛、探索的曲折，也有过成功的辉煌与喜悦.....而始终未曾间断的是她一以贯之、孜孜不倦的创新。中国电视50年，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部不断满足中国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创新史。笔者认为，中国电视50年在内容生产方面，可以用“品”[2]字来划分出三个发展阶段：前20年是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后30年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和以“产品”[3]为主导的阶段。从以“宣传品”主导到以“作品”、“产品”为主导，每一发展阶段上，电视节目创新在目标、内容、方式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力图对中国电视50年来节目创新的历程作一梳理和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予以思考和前瞻。一、“宣传品”为主导阶段（1958—1978）：多种传媒、艺术样式的借鉴、模仿“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背景下的中国电视，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宣传工具。”[4]，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电视的内容生产，主要围绕党和政府的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来组织、开展宣传，承担的是“宣传教化”功能，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突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导向正确、领导满意则是衡量节目宣传质量、效果的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由于处在初创阶段，电视节目从技术到艺术远未成熟，更多是从邻近的广播、报纸、通讯社、新闻纪录电影和戏剧（舞台剧）、电影（故事片）那里学习、借鉴和模仿[5]。如在影像上模仿纪录电影（“新影体”）；在文字风格上模仿《人民日报》（“人民体”）；在播报方式上模仿人民广播（“广播体”）；在报道体裁上则模仿的是新华通讯社（“新华体”）……在传媒系统当中，电视像是新闻纪录电影的缩小版，人民日报的影像版，人民广播的图象版，新华通讯社的精简版；在艺术系统中，电视则更多从戏剧（舞台剧）、电影（故事片）那里直接借鉴、吸纳内容、样态与方式，不少电视节目被观众视为“小戏剧”、“小电影”。1、电视剧。从195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到《党救活了他》、《相亲记》、《新的一代》、《火种》等中国早期电视剧，其大多场景构成单一、故事情节简单，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结构线索。如《一口菜饼子》的背景就是一块灰天幕，场景只是一个草棚子和一些简单的道具，整个剧时长只有20分钟，故事情节就是姐姐向妹妹讲述一口菜饼子的故事。由于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这些电视剧几乎都采取的是直播的方式，因此，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观赏处于同步状态，没有录制，没有剪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接近于舞台剧。”[6]2、电视新闻。“早期北京电视台的摄制人员大都来自‘新影’厂和‘八一’厂，……在观念和实践方面都深深影响了早期中国电视的电视新闻,……创作手法如出一辙。”[7]“早期电视新闻节目的形态有图片报道、电视新闻片以及口播新闻。”[8]这些新闻节目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图片加解说，如图片报道，“图片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一种形式。采用的图片大多来自新华社，在摄像处理的同时加配解说词”[9]；第二种是新闻纪录片加解说，如电视新闻片，北京电视台设立的固定栏目《电视新闻》，主要播放的就是这种节目类型；第三种是口播广播稿，即口播新闻，这些稿件主要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由沈力播报的《简明新闻》。3、电视文艺。电视文艺是早期电视节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1958年起就有了国庆焰火晚会的转播，从1960年开始就有了综合性的文艺晚会春节文艺晚会的出现，尽管早期电视文艺节目更多的是对诗歌朗诵、舞蹈、相声、曲艺、杂技、映月等艺术样式的直播或转播，没有进行成功的“电视化”，但是它对电视文艺节目形式的尝试和探索还是为我们的电视文艺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如三次《笑的晚会》，尤其是第三次《笑的晚会》，“试图突破社会上现有文艺节目的局限，创作适于电视演播的喜剧节目”[10]，对中国电视文艺，尤其是晚会类节目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技术与艺术基础。这一阶段电视节目创新更多地体现在借鉴、模仿的“杂交”，因此，一些节目呈现出“四不像”状态，如“电视片”既有故事性，也有新闻纪实性，其解说词既不像传统新闻报道，也不像传统文学样式，而显现出“别样”的形貌，《收租院》就是此一阶段电视节目创新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之作。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中国电视节目体现出以导向正确、领导满意、凸显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宣传品”特质，在节目创新方面，主要体现为借鉴、模仿其他历史积累较长、较厚的传媒样式与艺术样式，尚未形成自己鲜明独立的传媒特征与艺术特征。当然，借鉴、模仿常常是创新的第一步，这一时期在借鉴、模仿中的一些探索也已显现出一些具有突破可能的新质。二、“作品”为主导阶段（1978—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式与观念的探索这一阶段，中国电视一方面努力摆脱上一时期模仿、借鉴别种传媒样式、艺术样式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在模仿、借鉴别种传媒样式、艺术样式的基础之上，努力探索具有电视独特传媒特征、艺术特征的新形式和新观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内容生产之路[11]。概括而言，这一阶段电视内容生产是以“作品”生产为主导的阶段，电视从业者的职业化、专业化追求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肯定。在电视形式、观念上追求个性、原创性和独特性[12]成为这一时期节目创新的突出特点。（一）形式与类型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电视节目创新的成果，集中体现为电视专题片、电视剧和电视文艺这几种有中国特色的节目类型的发展和成熟，以及节目主持人这一电视独特标识符号的出现上。1、电视专题片。电视专题片是中国电视人在本土实践中提炼、概括出的节目类型。这一时期电视专题片生产量大，影响深远，成为中国电视荧屏支柱性的节目内容之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形态：一是风光风情片，以展现自然景观、民族风情、地域风光为主，如《大连漫游》、《哈尔滨的夏天》、《三峡的传说》（插曲《乡恋》在文艺界乃至社会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并导致此后中国大陆原创流行音乐的崛起），这些风光风情片在视听表现力与冲击力上做了不少新的探索；二是文化片，以表现历史文化创造与进步为主，标志性的作品就是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与《话说运河》，《话说长江》与《话说运河》等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结构成功地运用到专题片的创作上，创造了电视文化片的“话说体”；三是主题鲜明，同时又渗透着个人独特思想、视角的政论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与纯粹的宣传片不同，这些政论片已经有意识地将思想宣传融入个人化思考与表达之中；四是行业宣传片，如农业、工业、教育、军事、外交等众多行业领域，在行业领域宣传中也加入了创作者个人化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专题片，无论是哪种类型，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新闻宣传报道，也不同于国外的纪录片，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出创作者独特思考、观察与表达的节目类型。2、电视剧。20世纪80年代，小型摄像机、录像机、录像磁带的出现，演播室设备的更新，甚至是特技设备的应用，为电视剧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电视剧在80年代前期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并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走向成熟。”[13]这种成熟不仅表现在电视剧创作数量的迅速增加上，更表现在对电视剧艺术本体、电视剧剧作形式、电视剧题材的探索上：如完成了舞台化向电视化的过渡。本时期的电视剧已由早期直播的舞台剧，发展成为可以录播，且具夹叙夹议，跳进跳出等特点的单本剧，如《凡人小事》、《蹉跎岁月》等；再如以单本剧为主经由多本剧向以电视连续剧为主过渡。从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推出到各种题材电视剧的大量涌现，像人物传记类的《鲁迅》、《秋白之死》，哲理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纪实类的《女记者的话外音》，历史类的《努尔哈赤》，名著改编类的《红楼梦》，农村题材类的《雪野》、《辘轳女人和井》，改革反思类的《新星》等等。电视连续剧的故事性、悬疑性、连续性使其很快成为电视受众最受欢迎的节目类型，成为电视荧屏最主要的节目内容，这种情形在全世界电视内容构成中也是少有的一道独特风景。3、电视文艺。电视文艺与综艺的创新引人注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的出现，它把中国传统的庙会等内容、形式搬到了电视荧屏，创造了中国电视的新的艺术品种。从1983年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至今，她创造了吉尼斯世界收视记录，并成为了全世界华人的共同拥有的新春仪式，不可或缺的一种新民俗[14]；再如新的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样式的出现，像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电视小品、音乐电视（MTV）等。这些对提升中国电视的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4、主持人。电视主持人的出现，使中国电视开始由广义的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转变，实现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时代性结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中首次出现“主持人”称谓[15]，到1984年《话说长江》中陈铎和虹云以主持人形象造就的万人空巷的收视景观，到专栏节目、综艺节目和体育节目领域里三位标志性主持人赵忠祥、倪萍和宋世雄的走红，再到后来《东方时空》中主持人群体（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及稍后的崔永元等）的横空出世，电视节目主持人日益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成为了电视节目特有的形象标识。（二）观念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也是诸多新的电视观念更迭推出的时期。新的电视观念的探索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电视自身经过十几年的形式、类型的探索，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强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电视不断开放进程中，境外、国外大量电视节目的引进所产生的刺激与撞击的结果。全新的观念赋予了中国电视节目颇具东方气韵的内容与形式，成就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电视作品，有些被誉为电视作品中的“精品”[16]。这期间，有五种节目创新观念影响最大[17]。1、电视纪实观念。电视纪实是以电视的技术与艺术的方式对生活原生态的真实纪录。以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播出为标志，中国电视的纪实观念开启了电视节目创新的一个全新时期[18]。此后纪实的新观念不仅影响了电视纪录片创作，也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其他各类节目的创作，影响了电视节目的制作与传播方式，甚至也辐射到了其他媒介与艺术样式。纪实观念影响下的纪录片代表作有《远在北京的家》、《香港沧桑》、《邓小平》、《毛泽东》等。2、电视栏目化观念.电视栏目是电视节目的一种载体方式，是特定的电视传播内容按照相对统一稳定的标准和规则组织串连在一起的一种载体方式[19]。电视栏目与其他电视节目相比较更强调相对统一稳定的播出时段、时间长度及标识、标志，相对统一、稳定的节目内容、风格与样式等。从1985年中央电视台提出“全部节目实行栏目化播出”的要求，到1993年4月《东方时空》的播出为标志，中国电视“栏目化”的观念趋于成熟。这一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名电视栏目还有：新闻评论性类的《焦点访谈》、新闻深度报道类的《新闻调查》、文艺类的《综艺大观》等。电视“栏目化”规范对中国电视节目生产与传播整体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对满足广大电视观众不断变化的需要和口味有着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和作用。3、电视谈话观念.电视谈话是电视说话的一种方式，而电视说话方式的观念演进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电视媒体自身的发展和人们对电视说话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20]。1996年3月开播的《实话实说》，标志了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便是现代电视谈话观念的形成。自《实话实说》之后，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迅猛，并形成了时事新闻类谈话、社会类谈话、娱乐类谈话三足鼎立的格局。除《实话实说》之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