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实用性在中国古代设计中所处的地位

试论实用性在中国古代设计中所处的地位。当我们走进历史博物馆，看到原始社会时期用石材加工制造的石质工具时，我们就意识到设计的产生。设计其实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加在自然界之上，用以创造人类文明的一种广泛的活动。设计更是一种文明，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新石器时期人类的定和村落的产生，制陶工艺的发明，使陶器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特征。随着石器制作和制陶业的发展，原始社会时期的纺织、编织以及对自身的居住环境的规划设计萌芽并逐步发展起来。夏商周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也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出现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产生了“士”的阶层，发明了文字(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发起期和科学技术的萌发期，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设计思想我们可以从青铜器上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威严庄重”的设计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新的封建制度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技术的发展。各种思想空前活跃，特别是在设计思想方面，孔子提出了“文质兼备”的设计思想，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即要求内容和形式兼重而统一。关于功能与形式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思想家持与孔子的不同看法，如墨子在船车设计上的思想是：“车以行车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不加者，去之，”由此可见墨子的设计思想更注重功能，反对无谓的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质真而素朴”的设计理念。韩非子也有同样的主张，反对装饰，认为“以文害用…好质而恶饰”，只要器具的质量好，就不需要什么装饰了，装饰会影响实用。但是苟子的设计思想则与孔子“文质兼备”的设计思想相同，主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即“万物之美可以养乐”。认为美的内质和美的外形都是重要的，装饰效果能给产品带来美的、舒适的感受。曾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春秋末年的《考工记》是中国第一部手工业专著，《考工记》总结了我国古代各种工艺制作的科学经验，最可贵的是它第一次提出了朴素的工艺观，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也就是说，任何工艺设计的生产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天时乃季节气候条件，地气则指地理条件，“材有美”说的是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而“工有巧”则指制作工艺条件。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美学思想。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工艺制作的基本法则。《考工记》也载有都城设计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一般解释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宫室，后面是市场与居民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因此，汉代的美学家、设计家继承了孔子“文质兼备”的设计思想，在谈到形式与功能的关系时，总是强调两方面的适中，其核心是“和”与“适”。“和”是要求符合天地阴阳之“和”，符合儒家理教之“和”，而“适”则是指适合使用者的要求。这可以看成是以使用者为尺度来评价设计产品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就是现代工业设计中人体工程学的核心思想，也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在设计思想上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玄学思潮兴起，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哲学家倡导老庄的“贵无”思想，将“无”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天地物皆以‘无’为本”。崇尚自然、清淡放达、超然物外的设计思想，在服饰设计上以随心所欲、坦胸露脐为美。此时北朝的刘昼，在产品设计上主张“施用用宜”，他说：“物有美恶，施用用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明确地指出事物的美丑是相对的，衡量它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实用，并且将对人有益也作为选择物品的标准。也就是说，要求产品材质好、外表漂亮又实用。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重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空前繁荣，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唐代以博大的历史胸襟，对各种文化均采取宽容态度，这在唐代的艺术设计中也体现了出来，如瑰奇绚丽的唐三彩，而丝织有“章彩奇丽、千花开端”之说，给人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在审美思想上是融合多种艺术样式而突显磅礴之气。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社会稳定，经济大大地超过了唐代，同时也就促进了宋代产品设计的发展。在工艺制作的设计思想上正如郑樵《通志·器服略》所说的“制器尚象”那样，认为器物设计，其造型装饰是本于大自然的万象。这种设计思想，具有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思想的文化特点，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道中产生，而道于自然，但是又有一定自然规律，人创造器物既效法自然，又要遵循自然。这种设计思想对后世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园林建筑设计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表现为融居住、休息、浏览、欣赏为一体，追求“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同时也崇尚意境，追求诗情画意的境界，构成富有自然情趣的风景园林式建筑。明清两朝，商品经济更加活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艺术设计思想的发展。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审美与工艺应用学的总结与终结时期，在各行各业中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的专著。如关于陶瓷设计制作的有《陶说》《陶雅》《陶录》等，关于建筑设计的有《鲁班经》，关于园林设计制作的有《园冶》，还有许多综合性的关于艺术设计制作的著作，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渔的《闲情偶寄》等。这些书都提出、阐述了一些设计思想，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主张“天工”(自然力)和“人工”(人力)相协调以开发万物，书名“天工开物”也包括了这个意思，强调了人对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他坚持从自然界本身说明自然现象，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书中还有严密的定量概念，说明他注重实践和“穷究试验”，表现出近代科学启蒙者的实证精神。李渔的《闲情偶寄·声容部》第三篇《治服》专门对服装进行了论述，他主张：“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说明衣着穿戴应该根据人的外貌特征来定，也就是以人作为衡量的标准，而不能将地位金钱作为标准。他还具体论述了服装装饰色彩的理论，他说：“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粗可精，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也。”其核心思想是如何通过服装的配色以达到与人的肤色协调一致，使美者显得更美，不美者也由于服装的掩饰而不太明显。李渔在阐述自己的装饰理论时，已经把审美和实用二者同时作为根本的条件提出了，这是中国古代工艺美学成熟的表现。在中国，墨家学派是适用功能设计思想的代表。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与西方的德莫克里特是同时代的人，墨家思想首先源于“兼爱、非攻、节用”的政治观念。（梅贻宝先生认为墨家思想具有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特点，基本反映了市民和手工业者的主张）由此看出墨家的政治观与包豪斯的现代功能主义设计产生的政治思想基础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而“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其为舟车也，金固轻利，可以任重道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这种少即是多的设计原则与现代功能主义设计也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此外先秦诸子还提出了许多与适用功能设计思想有关的论断，如儒家提出了“文质彬彬”、“绘事后素”思想，对造物活动中“用”与“饰”的关系确立了合理的标准；庄子朴素恬淡的造物观则则主张造物应顺应自然、和谐的原则，不应因礼乐的需求而向外界过度攫取，这是人类最早对于生态设计的思考，对现代设计在消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有着借鉴作用。韩非子，“物以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些关于造物活动的思想尽管与适用功能设计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从各个侧面完善和丰富了适用功能设计思想，为我国传统功能设计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墨子“故所为功（通‘工’），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显然，墨子是以器物是否实用来确立“工巧”的含义。纵观中国古代设计，明以前的发展是十分健康的，融工巧实用和审美完好的结合之中。纵观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各朝各时期中国古人的设计思想和倾向对当时各种设计的影响，勤劳的华夏子孙不管是在日用产品设计还是在服饰设计上，不管是在交通工具设计上还是在住宅空间设计上都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不管是在美观上还是在实用性上，都显示了中华民族无数设计师与设计思想家的聪明才智。我们作为21世纪的设计师，在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理论思想的同时，还应该对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设计理论思想进行学习与研究，这对我们进行现代设计也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