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90年：思想脉络、建设成就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90年：思想脉络、建设成就与基本经验[摘要]本文界定了中共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指出了其在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意义，分析了中共乡村建设思想源流中的传统文化底蕴，梳理了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创立初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革命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历程及思想发展脉络，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90年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90年历程及思想发展，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前）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大历史阶段﹔共产党为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思想史﹔乡村建设90年，不仅使中国农业综合生产力、农村社会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实现了中国农村伟大复兴，而且中国共产党崇尚调查研究，勤于理论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乡村建设思想理论体系，为世界乡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关键词]中共乡村建设思想脉络成就经验一、中共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和研究意义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思想是以毛泽东和其它后继者（领袖群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期坚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及解决办法所形成的具有独创性、规律性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和乡村发展实践中的一系列战略、政策、措施及其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中众多“明星村”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首创、政府认可试验推广的做法及经验的理论总结。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又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这一百年，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一百年，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百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修一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是时候了。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立，共产党仍旧把农民问题看成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和乡村建设。从1921到1937年，围绕土地革命这一中心，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成功领导了农民运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仍然在延安边区和各解放区开展以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新中国62年(1949-2011)的历程中，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乡村向现代化飞跃式跨进，取得了举世公认、耀眼夺目的成就，农村改革发展思想被当成“中国经验”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历程，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到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及人民公社，再到“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一路走来，农村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先导。共产党为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思想史。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意义深远。从丰富多彩的乡村革命和实践90年的历史经验中，从先前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中，总结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发展理论，为中华思想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功在千秋。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还具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利在当代。但是，检索国内外关于乡村建设研究的相关课题和成果文献，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专门针对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的课题及成体系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相关研究成果却异常丰富，比如：中央苏区革命史、中共党史，领袖人物的传记、文选和理论思想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三农”政策思想史等。可以认为，中共乡村建设思想研究是上述研究的新拓展和新领域，具有补白性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二、中共乡村建设思想源流中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思想，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对世界文明的汲取。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乡村建设思想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博大精深，对中共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更深远。1、“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弘扬。民为邦本的思想，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记载：“黄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民本思想演化为多个侧面。比如：孔子与民生息、惠民和裕民的思想，如“足食、足兵、民信之也”，“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后，敛从其薄……”﹔荀子的民水君舟思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的民贵君轻以及牧民及教民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本思想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成为当今中国执政党的基本执政理念，“科学发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等思想，业已成为新时代强音。2、大同、小康理想社会的追求。人们所熟知的《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小康”之论。这一论述是否出于孔子之口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它的传承。今日中国，中共十七大报告郑重承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向人们展示了全面小康及和谐社会的新画卷，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脉相承。3、传统土地政策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土地政策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三方面：其一，历代统治者都把土地问题看成政务之本和民心趋从与离散的重大问题。《商君书.徕民法》中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马伯煌，1993）。其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占有王权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土地王权化的传统思想的“劣根性”挥之不去，“公权”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案例屡禁不止。其三，“强制兼并”和“拟制兼并”土地的故事反复演绎，前者如两宋时期的“公田法”、清前期的“圈地令”﹔后者如西周的“井田制”、晋代“占田制”和北魏“均田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思想也深受其影响，他曾说，平均地权论即“井田之遗意也”，因为“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惟有师其意而已”。直到孙先生晚年，由于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平均地权”思想才发展到“有田者必自耕”，提出“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上开始的，新时期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将受其影响，这才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特殊性。4、患难相恤、邻里互助合作与基层自治的思想传承。《左传》就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等思想。孟子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段文字，论证了邻里守望相助的必要性，证明“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的历史存在。说明，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先民就创造了“邻”、“里”基层组织，形成了“同养公田”共同耕作的原始合作生产形式。邻里互助合作的思想一直沿袭下来，在北宋《吕氏乡约》里成为契约规范。这应该是当今中国农村小区自助、互助、合作劳动思想的源头。乡里制度及基层自治的思想历史古老。《尚书大传.卷二》记载：“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这时的“邻”是最基层组织，三里（24户）成“朋”，三“朋”（72户）成里。说明汉语里的“邻里”、“朋友”等名词，由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名称演化而来。秦统一天下后，县是地方基本行政单位，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统一为乡（亭）、里，里以下的居民则按什伍编制，是为乡里制度。秦以后，乡里制度虽然经过了多次演变和曲折发展，但其基本架构和治理思想一直沿袭至今。乡里制度主要特征是基层小区自治，从古代部落自治、族群自治到乡里制度，再到近现代“乡绅治理”，这大概就是所谓“王权不下县”。事实证明，中国“乡政村治”格局和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思想与中国乡里制度的思想文化一脉相承。5、农业为基础、士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理想与时俱进。周公在总结商代覆灭的教训时就把“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列为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商君书.农战第三》开篇写到，“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偷于农”，把农业和战争一样，看成国家兴衰的头等大事，告诫人们，仓廪虽满也不要放松农事。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政策中，优先发展农业的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同时，定四民之居，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各司其职的思想也历史悠久。管仲首先将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将四种人固定集居起来，“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表明了古人对农工商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还写道：“故待农食之，虞而处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战？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就是说，只要人们各尽其能，各劝其业，农工商各业可以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将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引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三、中共乡村建设思想90年发展脉络1、中共创始人及革命家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乡村建设及思想发展，经历了自“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1919-1921）、大革命时期（1921-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等不同阶段。其中，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乡村革命和建设实践，是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之所以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纳入“早期”的范畴，一是因为这一时期以战争为中心，乡村建设思想仍然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延续﹔二是中国共产党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如毛泽东所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将1949年以前的乡村建设思想都划入“早期”，更能适应中共党史的延续。李大钊是中共党内最早注意农民问题，重视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大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我国新文化运动。1919年２月，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提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选派党员到农村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农民协会，而且亲自指导北京郊区广大农民开展抗捐抗税的斗争。1925年，他发表《土地与农民》，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的运动，中国农